甚至连延绥镇的很多粮仓都没派人看守。

    结果，不少粮仓被饥民抢了，粮食成了起义军的“补给”。

    岳和声的“讳疾忌医”，让延绥成了起义军的“温床”。

    王嘉胤等义军，在延绥一带来去自如，抢了粮就往山里躲，官府连他们的影子都抓不到。

    等到史永安催他出兵剿匪，他才勉强派了几百人去。

    结果士兵们“刚见到义军就跑”。

    这些饥军自己都没饭吃，哪里有心思打仗。

    胡廷宴：鸵鸟避祸的“糊涂官”

    年近七十的陕西巡抚胡廷宴，只想熬到退休，面对乱局奉行的则是“鸵鸟政策”。

    天启末年王二起义初起时，因朝廷清洗阉党，地方官怕被追责，无人敢上报。

    胡廷宴更是变本加厉——每当州县官骑着快马赶来报“盗贼作乱”，胡廷宴的第一反应不是问情况，而是让人把报信的人拉下去打板子。

    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此饥氓也，掠至明春后自定耳”。

    这些不过是饿极了的百姓，等明年开春有了收成，自然就老实了。

    他甚至下了一道命令：“各府县不得妄报‘盗情’，违者革职”。

    有一次，延安府同知亲自来西安府报信，说高迎祥（当时刚在安塞起事）带着几百人抢了庆阳府的粮坊，请求胡廷宴派兵支援。

    胡廷宴坐在太师椅上，喝着茶，慢悠悠地说：“高迎祥？不过是个刁民，派几个衙役去抓了就是，何必大惊小怪？”

    同知急得直跺脚：“大人，衙役根本打不过他们！”

    胡廷宴却不耐烦地挥手：“退下！再敢谎报，小心你的乌纱帽！”

    胡廷宴的“鸵鸟政策”，让陕西的乱局彻底失控。

    州县怕追责不敢上报，只能眼睁睁看着义军壮大；

    饥民见官府不管纷纷投义军；

    至崇祯元年年底，陕西义军已超十万，明王朝的危机彻底爆发。

    崇祯元年的陕西大旱，在三位封疆大吏的应对失策中，早已埋下明王朝覆灭的伏笔。

    史永安的“无策”，暴露了中央对地方的失控；

    岳和声的“推诿”，折射出晚明官场的腐败怯懦；

    胡廷宴的“避祸”，则是统治阶层麻木不仁的缩影。

    那些被逼成“反贼”的饥民与边军，本是明朝“赤子”。

    正如兵科给事中马思理所言：“秦晋之盗皆吾赤子，请先用抚，而抚不可以空言为也”。

    若朝廷早赈灾、早发饷，这些人何至于拿起刀枪？

    回望崇祯元年的陕北，龟裂的土地上，饿死的不仅是百姓，还有明王朝最后的生机。

    可惜，三位封疆大吏，没一个抓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