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宁夏镇后卫相邻，是延绥镇防线的最西面，距离榆林镇城有五百余里。
途中会经过堡宁、波罗、龙州、靖边、宁塞、旧安边营等大大小小十多个边堡。
费书瑾率领的前锋营从大校场出发后，犹如一支离弦之箭，迅速向南疾驰而去。
渡过了奔腾的榆溪河。河水在阳光下闪烁着银光，宛如一条银色的丝带，将前锋营与后方的大部队隔开。
渡过榆溪河后，前锋营并未停歇，而是迅速转向北方，继续前进。
大约一个多时辰后，他们便抵达了长城脚下。这时大军又再度转向沿长城一路西进。
费书瑜这辈子还是第一次看到明长城，骑在马上目光被远处那雄伟壮观的长城所吸引。
长城宛如一条巨龙，蜿蜒盘踞在崇山峻岭之间，气势恢宏磅礴，令人心生震撼。
费书瑜被眼前的景象深深打动，心中涌起一股豪情壮志，他不禁想要吟诗一首，以表达对这伟大建筑的赞美之情。
然而，尽管他苦思冥想了许久，脑海中却始终只有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
这句诗虽然经典，但用在此处似乎并不太合适。
因为在明朝时期，这里无论是官方还是当地居民，都不会将这座伟大的建筑称为“长城”，而是称之为“边墙”。
这个名称更能体现出长城作为防御工事的本质和功能。
这些边墙全部都是用黄土夯筑而成的，内外层夯土的厚度大约都在二十厘米左右，这种独特的建筑方式使得边墙既坚固又耐用。
而且，为了进一步增强墙体的坚固程度，在两边的夯土层之间，通常还会夹杂着木桩、杂草或者沙石等。
这些材料相互交织，形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边墙的高度达到三丈，宽度则有两丈。墙顶的路面非常宽阔，可以同时容纳五匹马并排行走。
常年驻守在这里的戍卒们，会在边墙顶部进行守望和巡逻，同时，军事物资也会通过这条道路进行运输。
此外，在边墙的内侧，还修建了许多烽火台；
夯土筑成，高约数丈，所以当地的人们又戏称它们为“烽火墩”。
这些烽火墩之间的间距大约为五公里，台上有守望士兵；
遇敌情时，点燃烽燧（狼烟台），传递烟信号。
彼此之间相互连接，遥遥相望，将延边的各个边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形成了一条长龙般的防线，看上去非常壮观。
另外，在一些隘口、山口和河口等重要位置，还会在边墙之外修筑望台，以便更好地观察敌情，加强防御。
延绥镇的边墙并非单一的一道城墙，而是有着大边和二边之分，费书瑜所见到的确切来说应该叫大边。
大边与二边的距离因地形而异，大致五至三十里。
延绥镇长城防御体系中，“大边”为外侧主城墙，“二边”为内侧辅助防御墙。
两者距离根据地形和防御需求调整：
东段（府谷至榆林）：地势较平缓，大边与二边距离较近，约五至十里，部分地段（如镇川堡附近）甚至仅隔数里，形成紧密的双重防御。
中段（榆林至安边）：地形多丘陵，距离稍远，约十至二十里，如榆林至响水堡段，两墙沿河谷错落分布。
西段（安边至定边）：靠近河套，地势开阔，为扩大防御纵深，距离可达二十至三十里，如定边营附近，大边直抵毛乌素沙漠边缘，二边则依托内侧台地。
大边与二边之间的距离设置，既考虑了防御纵深（如西段宽距可迟滞蒙古骑兵），也兼顾了后勤补给（东段近距便于兵力机动）。
是大明“以墙制虏”战略与陕北自然环境碰撞的产物——苍凉的荒漠与密集的防御工事，共同构成了延绥镇“铁壁铜墙”的立体防线。
早在正统末年，东胜卫被撤销废弃，蒙古的游骑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河套地区。
面对这一局势，明朝的边将王骥、王祯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边防。
他们在陕北沿边一带修筑了一批营堡和墩台，这些营堡和墩台陆续设置了二十四所。
每年都会调集延安、绥德、庆阳三卫的官军分兵屯戍守。
此外，为了加强边防的枢纽作用，他们还在绥德以北增筑了榆林城。
在王锐之后接任延绥巡抚一职的余子俊，在边疆修筑方面取得了最为显着的成就。
他巧妙地利用了红盐池之战胜利后鞑靼远遁的有利时机，在短短数年时间内筑起了一道长达一千七百七十里又一百二十三步的边墙。
这道边墙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工程质量也相当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