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蒸起来，空气里一股子焦灼的甜腻味——巷口那家卖糖水的又出摊了，桂花酒酿的香气飘了半条街。

    我坐在花店后门的台阶上，帮萱姨理花材。

    今天进了一批白玫瑰，茎上带刺，得一根一根用花剪去掉。这活我干了好几年了，手法不算生但也不算太笨——至少比安然强，她上周去刺的时候扎了自己两回，手指上贴了三块创可贴。

    萱姨在前面柜台盯着，有客人来就招呼，没客人就靠在柜台上翻手机。

    安然去进货了，骑着小电驴去城东的花卉批发市场，说四点半能回来。

    我正去着刺，前面传来萱姨的声音，语调跟平时不一样——客气了三分，热络了两分。

    “来了啊，要什么花？”

    我没在意。客人嘛，正常。

    然后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

    “苏老板，上次订的白百合，下周五的那批，我想改一下品种。”

    声音不高，语速不快，咬字很清楚。那种受过教育的、修饰过的普通话。

    我手里的花剪停了。

    “哦，行啊，想换什么？”萱姨的声音照旧，做生意的口吻。

    “换成洋橘梗吧，淡紫色的。我查了一下花语——”

    “花语什么的你不用跟我解释，做这行的都知道。”萱姨笑了一声，“紫色洋橘梗，几支？”

    “跟之前一样，十二支。满天星还是要的。”

    “好。包装呢？还是米白丝带？”

    “恩……”那个男人尤豫了一下，“这次换个颜色吧。你觉得什么颜色合适？”

    萱姨没马上答。停了一两秒。

    “看送谁了。不同的人适合不同的颜色。”

    “送一个很重要的人。”

    又停了一下。

    “那就用香槟金的吧。不张扬，但有质感。”

    “听你的。”

    我放下花剪，站起来。

    走到前面的时候，看清了那个人。

    三十出头，个子不算太高，比我矮半个头。穿一件浅灰色的polo衫，领口那颗扣子扣得规规矩矩的。脸型偏瘦，下巴削了一点，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安然描述的那种。

    头发打理得很利落，偏分，发胶的光泽在太阳底下泛着亮。手腕上戴了块表，不是什么顶级名牌，但看得出来不便宜。

    文质彬彬的。干干净净的。体体面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