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一个一，后面跟着整整六个零。整整一百万。

    提款机的散热风扇发出单调而枯燥的嗡嗡声。我站在那儿，盯着屏幕看了足足有一分钟，直到屏幕提示是否继续操作。

    一百万。

    老街那家“半日闲”花店，一枝普通玫瑰的利润是三块五，一盆精品多肉能赚十五块。萱姨每天早上六点准时起床，骑着车去批发市场进货，手常年泡在带刺的冷水里，修剪、包装、跟那些抠门的客人讨价还价。

    她要卖出多少枝花，熬过多少个起早贪黑的日夜，才能攒下这一串冷冰冰的数字？

    十年？还是二十年？

    我把卡拔出来，重新揣回兜里。金属卡片的边缘有些硌人，贴着大腿根部，沉甸甸的，象是一块烧红的烙铁。

    我索性不去想这件事，想多了容易乱了心气。日子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钱是底气，但不能成了锁住我的枷锁。

    接下来的几天，生活象是被按下了循环键，回到了正轨。

    上课，食堂，宿舍，三点一线。宋青的课上，她依旧穿着那身一丝不苟、甚至有些刻板的黑色小西装，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地讲着宏观经济。只是偶尔视线扫过我这边时，她握着粉笔的手指会微微收紧，眼神里带着点复杂难辨的探究。

    值得一提的是，我和萱姨的“异地恋”日常。

    每天晚上十点半，视频通话会准时响起，一秒都不差。

    以前打视频，她总是很随意。穿着那件洗得发白、领口都有些松垮的旧T恤，头发随便拿个五块钱的抓夹一盘，素面朝天地靠在床头，一边敷着廉价的面膜一边数落我没按时吃饭、没穿秋裤。

    现在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