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但以精骑驰射，蹈其隙，冲其乱，其众必溃。善弓马，能左右驰射，摧锋陷阵，便是对边军骁将最高的期许。你此次购弓聘匠，乃固本培元之举，功莫大焉。”

    他目光鼓励地看向田豫：“可还有其他器械所得？”

    田豫精神一振，继续禀报，语速平稳而清淅：“除弓箭之外，自焦氏处，另购得精铁环首刀四十柄！又购得精铁矛头五十枚，木杆可由庄中自备；短柄手戟二十柄，可投可格；以及大斧、重锤等破障摧坚之器十数件。”

    他稍作停顿，解释道：“主公明鉴，甲胄、弩机乃朝廷明令禁绝之物，焦氏虽有其货，亦不敢公然大量出售，且价格奇昂，一领两当铠索价数万钱乃至十数万钱，一具臂张弩亦需万钱。”

    “故豫未敢擅购。但这些刀、矛、戟、斧，虽亦属兵械，然间猎户、豪强护卫亦多用之，界限模糊，购置无碍，且价格合宜，足堪我部目前使用。”

    刘备颔首，这购置清单正合他意，也显田豫懂得权衡与分寸。

    依靠目前庄园内那区区三两名铁匠带着十几个学徒的小作坊，即便日夜不休，鼓风扇火，一个月能打造出的合格环首刀，恐怕也不过十把之数。至于需要更繁复选材、加工、组合工艺的强弓、弩机、甲胄，更是难以企及。

    兵器制造，尤其是制式精良的兵器，是一项高度专业化、需要大量熟练工匠协作的产业。中央朝廷设有“考工令”（属少府）、“尚方令”等机构，专为皇室和北军制造精良兵器、器物。地方郡国亦有工官、铁官，负责制造部分兵器与农具。

    然至汉末，这些官营作坊或因腐败管理不善，或因战乱原料短缺，其质量与产量常不稳定。

    而想单单依靠庄园这点手工业基础，满足即将拉起的数百乃至上千义兵之装备须求，无异于痴人说梦。

    但他们造不了，不代表这个时代造不了。

    自东汉和帝永元年间“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后，盐铁之利尽归地方豪强。许多郡国大姓“擅山海之利”，私营盐铁，规模惊人。

    《盐铁论》所载：“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馀人。”至东汉末，此风更炽。

    这些豪强巨贾，其庄园坞壁内部分工极细，设有庞大的手工业作坊，工匠、徒附动辄以千百计。

    他们不仅生产农具、日用铁器，更暗中制造精良兵器，其工艺水平甚至不逊于那些已然衰败的郡国工官。

    蓟县焦氏，正是此类“豪强大家”的典型。

    其能与乌桓、鲜卑等塞外部落进行大宗贸易，本身冶铁作坊的产能必然极为可观。

    据幽州商旅间传闻，焦氏仅专事冶铁锻造的工匠便有数百，加之开矿、伐木烧炭、运输的徒附，依附其生存者不下数千人。

    其治所若全力运转，一年产出环首刀、矛头以千计，角弓百张，亦非难事。

    这才是汉末乱世中，真正的实力底蕴所在——不仅坐拥广袤田庄、堆积如山的钱粮，更有自给自足、甚至可对外输出的军工生产能力。

    田豫能从此等根基深厚的地方豪强手中，相对顺利地购得眼下紧俏的军械，并雇来关键匠人，已显出其机变、胆识与办事的缜密周全。

    “粮秣、布帛、杂项等物，采买情况如何？”刘备将思绪从军工产能的宏观对比中拉回，继续询问。

    田豫翻动手中记事木牍，禀报道：“粮秣布帛方面，豫与简先生分头，于涿县、良乡、方城等地，通过多家粮商，分批购入粟米六百斛，菽豆两百斛，盐十石，干肉、咸鱼约十五石。”

    “又购得粗麻布百匹，细葛布三十匹，厚毡百张。粗布可供制作士卒号衣、绑腿、旌旗、帐篷；葛布、厚毡可供紧要时赏赐有功，或为伤患、哨夜之人御寒。”

    刘备缓缓点头，田豫和简雍考虑得很周全。

    他虽“好交结豪侠”，少年争附，往来数百人。但那些人平日并不都聚在庄中。

    其中有些是涿县、良乡本地的游侠轻侠，自有居所产业，时而聚饮，时而星散；有些是仰慕他名声的寒门子弟或破落户，或读书，或习武，或帮闲，亦各有营生；更有甚者，家中尚有薄田数亩，需在春耕、夏耘、秋收等农时回乡劳作。

    这时代虽已有“宾客”、“部曲”等对豪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早期宾客的人身依附性并非绝对。

    尤其像刘备这样尚未拥有稳固官职和地盘的地方豪杰，其“养客”更多是靠个人魅力、慷慨好施和共同的利益志向维系，经济上的完全供养并不普遍，许多宾客平时仍需自谋生计。

    尤其当下正值春耕时节，农事为天下之大本。他若要在太平道起事的短短一两个月内，将这些散在四方的“少年”、游侠正式召集起来，脱离生产，编练成军，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战，就必须解决他们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