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几天，这件事便传遍了县城。
先是酒楼的伙计跟人说了，然后是衙门里的差役听到了风声，再然后连集市上卖菜的大婶都知道了。
周县丞送小妾被当场砸了酒杯，这事在茂县县街头巷尾被添油加醋地传了好几个版本，传到后来连酒杯都变成了酒壶。
说贺大人气性大，当场砸了酒壶，把周县丞吓得跪地求饶。
县城里的乡绅们也都知道了一件事，送礼可以，送银子可以，送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往贺大人身边送女人。
贺夫人是他唯一的逆鳞，谁碰谁倒霉。
贺昭然天天装纨绔四处闲逛，虞灵春也没有闲着。
贺昭然打发周裕的时候，虞灵春正坐在窗下翻着一本从县衙书吏那里借来的茂县县志。
县志是十几年前修的，纸页已经泛黄，边角有几处被虫蛀了，但里头记录的东西却不少。
茂县的山川地貌、户籍人口、田亩赋税、矿产特产，零零散散地记了几十页。
她一边翻一边拿笔在旁边的小本子上记要点，字迹工整利落，一条一条地分门别类。
白芷端着热茶进来，看她看得认真，不敢打扰。
虞灵春看了一会儿，把县志合上，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在脑子里把这些信息分门别类地过了一遍。
这些日子她跟着贺昭然满县城转悠，看似在游玩，其实也在用自己的眼睛收集信息。
在汴京伯府时她虽然衣食无忧，也会做做生意、攒攒私房钱，还能偶尔做台手术展示一下医术，可说到底，她的身份不过是一个内宅妇人。
伯府的事有林氏打理，府外的应酬有贺英和贺昭明出面，她想多做点什么都会被“少夫人”这个身份框住，能做的其实实在有限。
可是在这里不一样。
茂县县太偏太远，汴京那些礼教规矩到了这里便像一张被水泡软的纸，再没有从前那般约束力。
贺昭然是县令，她是县令夫人。
这个头衔她并不怎么稀罕，但这个身份给了她一样从前没有的东西——权力。
不是那种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是能为别人做点实事的权力。
从前在汴京她没有想过这些，是因为那时候她没有这个身份。
现在她有了，身边又没有汴京那些规矩礼教的束缚，贺昭然又说了“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她为什么不做呢？
虞灵春自知自己人微言轻，不可能凭一己之力颠覆一整个时代，但至少在可以做点事的时候，为百姓尽一尽绵薄之力，如此便够了。
贺昭然带她去钓鱼，她就坐在溪边的石头上，跟来洗衣服的妇人们搭话。
洗衣服的妇人里有个圆脸媳妇，穿着打了好几个补丁的粗布衫子，袖子卷到手肘，一边搓衣裳一边跟虞灵春絮叨家里的难处。
虞灵春问她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她叹了口气说今年的秋粮刚收上来就被周县丞的大舅子压价收走了，比去年又低了两成，不卖给他还不行，谁敢不卖明年就更低。
又问她家里的孩子有没有读书，另一个瘦高妇人苦笑着说，学堂倒是有，私塾修了大半就没动静了。
贺昭然带她逛集市，别人都在看新来的县令大人又买了什么稀罕玩意，她却在看街上的铺面有几家关了门，关门的铺面门口贴的封条写的是什么税目。
有几家铺面的封条上写的是“军需捐”，但茂县既没有驻军也没有打仗，哪来的军需？
她一边拿起摊上的一只竹编小鸟端详，一边在心里默默记下了“私征杂税”四个字。
贺昭然带她去城北的山坡上赏桂花，她却在看山下那片被转卖的官田。
那片田的位置极好，紧挨着县城唯一的灌溉水渠，按说应该是全县最好的水田。
可如今那片地上只稀稀拉拉种了些不值钱的杂粮，几头瘦骨嶙峋的黄牛在田埂上啃着枯草，连个像样的庄稼人都没有。
茂县不大，辖下七八个村子，人口不过几千户。
县志上说这里盛产木材和药材，县城南边有一片老林子，出产上好的杉木和松木。
山里还长着不少野生的药材，茯苓、天麻、何首乌，都是汴京药铺里价钱不低的货，可茂县百姓的日子过得却极穷。
主街上的铺子有一半关着门，圩市上的菜贩子比买菜的还多。
还有个卖菜的老妇人悄悄跟她诉苦，说茂县县每年征发的徭役比隔壁县多了将近一倍，家里两个儿子轮流去服徭役，田都没人种了。
虞灵春当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把这些话都记在了心里。
她知道，茂县的问题不是穷，是有好东西却落不到百姓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