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了他的视线。豆浆很烫，他喝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地抿，像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自己的胃和心脏：一切都好，一切都正常，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市民，在1944年1月的一个普通清晨，喝着普通的豆浆。

    胃信了。

    心脏不信。

    它跳得很快，一下一下撞着肋骨，像藏了一只不安的鸟。陈默攥着碗沿，指尖已经被烫得发麻，却没动地方。他看见斜对面街角停着一辆没挂车牌的黑色轿车，窗玻璃降下来半寸，隐约能看见一点烟头的红光，一闪一闪，和晨雾里的天光搅在一起。

    是刚才那批人，没走干净。

    他没转头，也没加快手里的动作，

    远处传来一阵警笛声，从虹口方向飘过来，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陈默把最后一口豆浆喝完，把碗还给摊主，擦了擦嘴，朝特高课的方向走去。口袋里没有发报机了，藏在空间里的胶卷还在，裤腿上沾着从灶台边蹭到的灰。他走得很快，大衣下摆在晨风里翻飞，像一个赶着上班的、普普通通的上海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