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李三狗在城中走了一圈，又去乡间看了几处田地。他走得慢，看得很仔细——哪块田种了什么，哪块田荒着，哪块田的庄稼长得好，哪块田的庄稼稀稀拉拉。他都记在心里。傍晚回到驿馆时，他的靴子上全是泥，膝盖以下被路边的枯草划得生疼，有好几道红痕，渗着细小的血珠。他坐在桌边，将白天见到的、听到的整理成几行字，写在竹简上。字歪歪扭扭，有的还是用符号代替的——比如"田"字他画了一个方框，"王"字他画了一个圆圈，"水"字他画了几道波浪线。但他写得认真，每写一行都要停下来想很久，想这个字该怎么写，那个符号该怎么画。烛火映着他专注的侧脸，汗水从额角滑落，在竹简上洇开一小片墨迹，他用手背擦了擦，继续往下写。
次日清晨，他拿着这卷竹简，再一次来到王氏庄园门外。王氏庄园在城东，占地很大，门口蹲着两只石狮子，石狮子身上落满了灰尘，但狮口中的石球仍然光滑，显然是经常被人抚摸。门楣上挂着"积善堂"的牌匾——牌匾上的字是烫金的，在晨光中闪着一层淡淡的黄光。门口站着几个家丁，手里提着棍棒，看到李三狗走近，目光警惕，有人低声骂了一句什么，但听不清。一个五大三粗的家丁上前一步，伸手拦住李三狗："什么人？"
"朝廷派驻本县巡检使李三狗，求见王先生。"
家丁进去通报了约莫一炷香工夫，才有人出来请李三狗进去。他穿过前厅、回廊，来到后院的一间书房。书房布置得雅致，墙上挂着字画，案上摆着香炉，青烟袅袅，空气中有淡淡的檀香味。王淳本人约六十岁，须发花白，面容清瘦，目光却不怒自威。他坐在主位上，端着一杯茶，神色从容，像一座山，无论李三狗说什么，都撼不动半分。他身旁的案几上摆着一卷翻开的书，是一本《论语》，书页已经泛黄，显然经常翻阅。
"巡检使请坐。"
李三狗坐下，开门见山："王先生，我昨日在城东北看了那片地。田里的庄稼长势很好，土地肥沃，不像荒地。按照朝廷的律令，这样的地不能报荒田。"
王淳放下茶杯，不紧不慢地说："巡检使有所不知，那片地虽然能种粮，但靠近河边，时常被水淹。三年前一场大水，颗粒无收。所以报给朝廷时，按荒田处理。这是当地的规矩，前任县令都知道。你若不信，可以去问问县衙的老吏，问问那些种了十几年田的老农。"
"前任县令知道，我不知道。"李三狗说，"但我可以学。王先生，朝廷现在要重新清丈田亩。不管之前报的是什么，这次都得重新量。量出来是多少，就是多少。这不是我的意思，是晋王的意思。你若不信，可以派人去邺城打听。晋王亲口说了，天下田亩，一律重新丈量，任何人不得阻拦。"
王淳没有立刻回答，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他喝得很慢，仿佛在品味茶香，又仿佛在品味李三狗这句话的分量。茶水冒着热气，在他面前升腾起一缕白雾，模糊了他的表情。良久，他放下茶杯，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从容的威胁，像刀背轻轻刮过磨刀石，不刺耳，但让人不敢忽视："巡检使，王某在东武城住了几十年，与历任县令都相处得不错。东武城的治安、赋税、徭役，王某也出了不少力。巡检使初来乍到，若是不清楚这些事，不妨先住几个月，看看再说。"
李三狗笑了笑："王先生，我虽然初来乍到，但我当了十几年兵，打了十几年仗。主公派我来，不是让我看的，是让我办的。你若有委屈，可以上邺城去说；你若有证据，可以拿出来给我看。若都没有，那就只能按朝廷的规矩来。"
王淳没有再说话。他脸上仍然挂着那副从容的神情，但他端茶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指节泛白。
当天下午，李三狗回到驿馆，发现自己的行李被人动过——包袱被翻得乱七八糟，竹简少了几卷，其中有一卷是他昨天记的笔记，记录了他走访的几个佃农的名字和证词。他站在凌乱的包袱前，沉默了片刻，没有声张，只在驿馆的墙脚下写了几行字，用布包好，交给随行的亲兵，连夜送回邺城。
他知道，这东武城的事，不会那么容易办成。但他也知道，如果他退了，这东武城就永远不会有变化。他握紧了那只只剩三根指头的手，心里暗暗对自己说：退不得。退了，对不起那些在村口蹲着的老人，对不起那些饿着肚子的孩子，对不起主公的信任。他不是来跟这些人喝酒谈天的，他是来办事的。
他来之前已经知道了，这些地方的实际情况。
夜幕降临时，他走出驿馆，站在街口，望着远处的王氏庄园。庄园的院墙很高，墙头插着碎瓷片，在月光下泛着微光。里面有灯火，有人影晃动，有说话声隐隐传来。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屋，点上烛火，重新铺开一卷空白的竹简，开始在烛光下写信。他要写给主公，把今天见到的、听到的、查到的每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