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以宁没有马上接着讲。他让那四个字在空气里停了一会儿。

    “我当时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

    他开口的时候，语气又变回了讲述模式，但比刚才低了一点。

    “那堂课结束之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那个母亲选了没有。”

    他抬起头。

    “电影里没有拍。镜头切走了，切到了另一片废墟，另一个幸存者。

    那个母亲最后做了什么选择，她的孩子有没有活下来一个，或者两个都没活下来，观众永远不会知道。

    因为导演不需要你知道。他只需要你感受到灾难无情这四个字，然后你就可以一边擦眼泪一边觉得自己是个有同情心的好人。”

    他把被风吹乱的一页讲义按住，手指压在纸面上，指节微微泛白。

    “这就是我说的：把人性逼在角落里凌辱。

    创作者设置了一个极端情境，把人物逼到绝路，然后站在摄象机后面，欣赏他们挣扎的样子。

    观众坐在黑暗里，欣赏他们挣扎的样子。看完之后大家都很感动，觉得自己经历了人性的洗礼。”

    他松开讲义，站直了身体。

    “但那个母亲呢？她不是一个用来让你感动的人，她是一个人。”

    他走回讲台边，但没有站上去，只是靠在讲台侧面。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肩膀上，深灰色衬衫被照出一层很浅的光泽。

    “文学和电影讲述的故事里到处都是这种人。

    被强迫的女人，用来证明战争的残酷。

    被杀掉的孩子，用来证明反派的邪恶。

    被逼着在两个亲人之间做选择的普通人，用来证明命运的荒诞。

    他们的痛苦被写进书里、拍进镜头里，然后被无数人观看、讨论、打分、写读后感。”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整间教室。

    “但他们自己呢？没有人问过他们愿不愿意被写成这样。”

    “我今天讲文学与记忆的伦理，想跟你们聊的就是这件事。

    什么样的事值得被记住？什么样的人有权利让别人记住？

    当一个写作者拿起笔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他写下的那个人，如果站在他面前，会不会问他一句话。”

    前排有个女生小声问：“什么话？”

    温以宁把目光转向她。镜片后面的眼睛很平静，象一口深井，水面不起波澜，但你知道它很深。

    “你凭什么替我痛苦。”

    下课铃响了。

    走廊里重新热闹起来，脚步声、说话声、保温杯磕在栏杆上的声音混成一片。

    有人从前门出去，有人从后门离开。

    前排几个学生围到讲台边，拿着笔记本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