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都离开时，三人搭乘建设物资运输车队的卡车前往弄弄坪，也就是后来的攀枝花市。
这是抗战时期修筑的战略公路川滇西路的一部分，到60年代初，仍然是连接四川与云南的主干道。
说是主干道，其实不过是砂石路面或低等级柏油路，蜿蜒于横断山脉和大小凉山之间，需要翻越泥巴山、拖乌山等险峻垭口。
路况极差，雨季塌方、冬季冰雪封路是常态。
而他们出行时，正值仲春，冰雪消融，山路泥泞。
卡车在漫天尘土中颠簸前行。
吕辰三人裹着军大衣，坐在车厢的水泥袋上，随着车辆的每一次颠簸而摇晃。
车厢没有顶棚，烈日直射下来，皮肤火辣辣地疼。
但比起这个，更难受的是尘土，每当有车辆驶过，卷起漫天黄尘，像一层厚厚的纱幕，将天地染成昏黄。
钱兰用围巾捂住口鼻，只露出一双眼睛。
即便这样，眉毛和睫毛上也落满了细尘，轻轻一眨，尘土便簌簌落下。
“还有多远？”她大声问司机。
驾驶室里的老师傅头也不回，声音透过敞开的车窗传来：“今天能到石棉就不错喽！这才走了一半！”
卡车继续在盘山公路上爬行。
一边是陡峭的山壁，另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峡谷。
有些路段，路面宽度仅容一车通过，外侧连护栏都没有。
车轮碾过边缘松动的碎石，碎石滚落峡谷，久久听不到回音。
吴国华脸色有些发白，紧紧抓住车厢的栏杆。
他是云南人，对山路不算陌生，但这样险峻的路况，还是让他心惊。
沿途尽是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
爆破山体的巨响不时传来，碎石飞溅；工人们用铁锹、镐头、箩筐等最原始的工具，一点一点拓宽路面。
危险路段有民兵手持红旗指挥交通，他们的脸被晒得黝黑，嘴唇干裂，但眼神坚定。
夜宿道班时，他们见到了筑路工人的生活。
所谓的“道班”，不过是几间用油毡和木板搭成的简易棚屋。
屋内挤满了人，司机、筑路工人、地质队员、像他们一样的出差人员。
大家不分彼此，挤在通铺上，盖着散发着汗味和尘土味的被子。
晚饭是玉米糊糊和咸菜，每人两个窝头。
工人们吃得很快，吃完便围坐在煤油灯下，有的修理工具，有的学习文化课
经历了雅安、西昌等地的换车，约700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四天。
当卡车驶入弄弄坪时，眼前的景象让他们震撼。
此时的攀枝花还没有设市，只是一个代号“渡口”的建设基地。
经过几年的密集勘探，这里已基本探明储量和品位，确认了其作为“战略资源宝库”的地位。
现场是一片巨大的工地。
先遣队伍已经进驻，正在进行最基础的“三通一平”，即通水、通电、通路、平整土地。
简易工棚密密麻麻地散布在山坡上，都是用竹篾、油毡和木板搭成，低矮而简陋。
公路便道蜿蜒其间，泥泞不堪。
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地质帐篷和勘探设施。
白色、绿色的帐篷像蘑菇一样散布在矿区，旁边堆放着岩心箱、测量仪器。
简陋的实验室里，技术人员正用最原始的方法分析矿石样品，破碎、研磨、浮选、化学滴定。
空气中混合着金沙江的潮气、煤油灯的味道、爆破后的硝烟味，还有一种钢铁般的决心。
工地四周的岩壁上，刷着醒目的标语。
“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
“脚踏金沙江，心怀全中国！”
“为三线建设奉献青春！”
口号朴素而有力，透着那个年代特有的豪情与悲壮。
吕辰三人找到指挥部的工棚，出示介绍信和调研函后，被引见给基地技术负责人，一位姓杨的总工程师。
杨工四十多岁，脸被高原阳光晒得黑红，手上结满老茧，但眼神锐利如刀。
他看过介绍信，抬头打量三人：“北京来的？搞集成电路的星河计划？”
“是的，杨工。”吕辰点头，“我们正在全国调研，寻找能够支撑集成电路制造的特种材料和技术。听说这里的钒钛磁铁矿含有多种稀有金属，所以特来学习。”
“学习？”杨工的笑容里有些苦涩，“这里现在只有石头和决心。技术？还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
他起身，带三人走到一幅巨大的矿区地质图前。
图上用不同颜色的铅笔标注着矿脉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