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为保证城墙建筑质量，实行“物勒工名”制度。
砖块侧面常带有阳文或阴文的戳印。
吕辰仔细分辨着这些古老的文字，有的标明产地，如“临清县窑造”、“顺天府大兴县”。
他抚摸着这些地名，仿佛能看到当年大运河上漕船往来如织，将各地烧制的城砖源源不断运往京师的繁忙景象，这背后是庞大帝国漕运经济和物资调拨史的缩影。
有的刻着烧造工匠或负责人的名字，如“窑户王士吉”、“作头张文”。
指尖划过这些数百年前普通劳动者的名字，吕辰仿佛能穿越时空，与那些默默无闻的匠人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感受到他们手心的温度与汗水。
甚至还有一些砖块清晰地印着年代，如“嘉靖三十六年”。
这是砖石最直接的身份证，记录着它们诞生的确切时刻。
他还特别留意那些带有“历史痕迹”的砖块。
比如，某些砖块上留有深浅不一的弹孔或凿击的疤痕，那可能是近代以来北京城苦难与抗争的无声见证。
他也会选择那些边缘被数百年风雨侵蚀得圆润光滑的砖块，感受时间这把无形刻刀留下的独特质感。
在震耳欲聋的劳动号子和漫天飞扬的尘土中，他们这支小小的队伍，仿佛一群另类的考古学家，在砖石瓦砾的废墟中仔细地翻寻、鉴别。
吕辰抹去一块厚重青砖上沾满的泥土，露出了“嘉靖三十六年 窑户李福”的清晰铭文，他凝视片刻，小心地放在一边；他又抚摸另一块砖上那个触目惊心的弹孔，指尖仿佛感受到百年前那个夏日的灼热与枪炮的轰鸣，内心一阵刺痛，但最终还是小心翼翼地将这块沉重的“历史”搬上了板车。
夕阳将他们忙碌的身影拉得悠长，金色的余晖洒在堆积如山的旧城砖和年轻人满是汗水和尘土的脸上、身上。
他们推着沉重的板车，踏着满地碎砖，吱吱呀呀地踏上归途。
车上装载的，早已不仅仅是未来新家的建筑材料，更是半部沉甸甸的、浓缩了帝都兴衰变迁的砖石史书。
接下来的几天，只要工作允许，红星轧钢厂和实践基地就会出现一道独特而引人注目的风景线。
下班铃声一响，建房组六人小队，有时还会拉上吕辰、汪传志等有空的同学，推着从厂里借来的板车，拿着各式工具，浩浩荡荡地奔赴东便门至朝阳门之间的拆迁现场。
这片区域如今已彻底失去了往日的齐整与威严，断壁残垣触目惊心，巨大的城砖或散落一地，或半埋于夯土之中，仿佛一头倒下的巨兽嶙峋的骨架，在秋风中无声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无奈。
起初，看守工地的老师傅见这群衣着整齐，明显是文化人的年轻人，拿着条子跑来捡这些“破烂”，眼中满是诧异和不解。
但当王卫国递上盖有街道办大红印章的批条，并诚恳地说明是兄弟们合伙，要自己动手盖房子安家时，老师傅的眼神瞬间从不解变成了深深的动容和毫不掩饰的赞赏。
“好小子们！有志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比那些光会伸手向国家、向单位要这要那的强百倍！”老师傅布满老茧的大手用力一挥，声音洪亮，“挑吧，捡吧！只要不靠近我们划定的危险区，不影响大部队施工，看得上的，能搬动的，你们都尽管拉走！就是有一条，得自己收拾利索，注意安全，别让砖头瓦块磕了碰了！”
有了这份“尚方宝剑”和老师傅充满善意的默许甚至鼓励，他们干得更加热火朝天。
王卫国等力气最大，负责用钢钎和撬棍，小心翼翼地将那些深深嵌在坚硬旧灰浆里的完整城砖，一块块地撬松、取出，既要保证砖的完好，又要注意防止上方松动的砖石滑落。
吴国华等心细的，负责将撬下的砖块搬到一旁，用锤子、凿子仔细地将上面顽固附着的灰浆磕打干净，然后按照砖的完好程度、尺寸和品类，分门别类地码放整齐。
这活儿看着简单，实则极其耗费体力，更需要耐心和技巧。
撬砖是个巧劲儿，力道、角度稍有偏差，一块上好的城砖就可能崩角裂开，前功尽弃。
磕打灰浆更是尘土飞扬的苦差事，不一会儿，每个人头上、脸上、身上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黄尘，汗水混着尘土流下，在脸上冲出一道道泥沟，一个个都成了名副其实的“泥人”。
但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喊累。
偶尔的玩笑和互相打气，是这艰苦劳作中最有效的润滑剂。
“嘿！国华，你看我找到的这块！‘万历二年’，字儿多清楚！这砖烧得，瓷实！”任长空举起一块青砖，像献宝一样递给吴国华。
吴国华推了推鼻梁上沾满灰尘的眼镜，接过来仔细端详，啧啧称赞：“好砖！密度高，敲击声清越，是上品！这块得单独放，将来砌在院墙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