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沈牧之退了房，换了酒店。他没有告诉苏景辰。他在h国的每一天都在被监视，但他必须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把林深查到的东西接进来。他在新的酒店房间里坐了一整天。案卷摊在床上，一页一页地翻。监控录像的截图里，会所的走廊灯光昏暗，墙上的壁纸是暗红色的，花纹繁复，像凝固的血。苏景明从走廊那头走过来，穿著深色的夹克，步伐很快，右手插在口袋里，左手垂在身侧。他推开包间的门，走进去。
三分钟后，包间的门开了，服务员端著托盘进去，又出来。五分钟后，老陈从走廊那头走过来，在包间门口停了一下，推门进去。又过了十几分钟，老陈从包间里出来。他关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像是被人叫住，又像是听到什么声音，只停了一秒，转身走了。苏景明进去与老陈进去之间，隔著那十几分钟。那十几分钟里只有苏景明和被害人两个人在包间里。老陈进去的时候，被害人已经倒地，苏景明手里握著刀，血在滴。
沈牧之把监控截图的时间码写在笔记本上，苏景明进入的时间，服务员进出的时间，老陈进入的时间，老陈出来的时间。他把这些时间连成一条线，线的末端空著，像老陈在走廊尽头消失的那个拐角。他要去那个拐角后面找他。
手机震了。林深发来的消息，一个地址。国內，某省，某市，某条街。老陈躲在那里，没有出国，还在国內。他怕苏景辰找到他，但他更怕回国。回国了，就有警察，有法律，有证人保护。他怕苏景辰，他也怕警察，怕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被写在纸上，怕那张纸在某个他不认识的法官面前摊开，怕那些他以为已经烂在肚子里的秘密被一勺一勺地舀出来。
沈牧之把那个地址抄在笔记本上。在苏景辰的名单、沈牧之的发现、那条还没找到的裂缝、这间藏著他最后希望的房间里，他深吸了一口气。找到了老陈，他就找到了那条裂缝。裂缝不大，但够他把墙推倒了。
案卷是方远送来的。不是快递，不是邮件，是人肉带过来的。方远从国际刑警驻h国联络处驱车四个小时，亲自送到沈牧之的酒店楼下。他把一个牛皮纸袋交到沈牧之手里，说了句“小心”，转身就走。沈牧之没有问他去哪，方远不会回答。他们这种人，知道得越少走得越远。
案卷很厚，复印件的纸张泛著微微的潮气，边缘有些捲曲，h国的雨季还没过完。沈牧之坐在酒店的桌前，把那沓纸一页一页地摊开。监控录像的截图、尸检报告的扫描件、证人的证言摘要、凶器的鑑定书，每一样都像一块烧红的砖，垒在那堵他答应要推倒的墙上。他没有开灯，窗帘拉著，只有笔记本电脑屏幕的蓝光映在他脸上。他把案卷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再从尾到头看了一遍。在读到凶器鑑定书第三遍的时候，停住了。
“送检凶器为单刃匕首，刀身长十二厘米，刀柄材质为塑料。刀身检出苏景明的指纹三枚，位於刀柄前部、中部及后部。刀身其余位置未检出可识別的指纹。刀柄未检出被害人指纹。”
沈牧之把那段话又读了一遍。刀柄上没有被害人的指纹。如果苏景明说的是真的——被害人先动手，从桌上拿起刀，衝过来——被害人的手指应该握过刀柄。握过，就会留下指纹。指纹没留下，是擦掉了，还是根本没握过？他把凶器鑑定书抽出来，单独放在一边。然后翻开尸检报告，被害人的伤口在腹部，单刃刺入，从左向右，由上向下，角度大约是四十五度。他在脑海里还原那个姿势。
一个人站在对面，右手持刀，捅进对方腹部，刀尖从左向右走，从上向下切。苏景明是右撇子，他用右手持刀捅人，刀口的角度吻合。但如果是被害人先握住刀柄，苏景明再从被害人手里夺刀——姿势就不一样了。夺刀时两个人的手会缠在一起，刀尖的方向会变，伤口的轨跡也会变。伤口的轨跡不像是夺刀造成的，像是直接捅的。沈牧之把尸检报告也抽出来，放在凶器鑑定书旁边。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凶器鑑定书的两处矛盾，又写下尸检报告中对伤口轨跡的描述，在两行字之间画了一条线，线的两端空著，不知道谁在等谁。他把案卷推到一边，从抽屉里拿出那份还没写完的代理词。只写了一个开头，“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底下是空白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写下去。他不知道苏景明说的是不是真话，但他知道他必须替他写这份代理词，不是因为相信他，是因为秦墨在地下室里等著那扇门打开。他答应了苏景辰，他不能反悔。
他把空白的代理词塞回抽屉，拿起手机，拨了方远的號码。
“方远，帮我查一个人。陈国栋，外號老陈。苏景明的人，案发当晚也在现场。”
“查到了怎么办？”
“把地址给我。”
“你要去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