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合上报告，装进牛皮纸信封，在封面上写了“赵红英收”，放在桌角。老周会上楼来收，明天一早，他会把它送到该送的地方去。那封信会在几个人的手里经过，被审阅、被归档、被锁进铁皮柜里。几年以后，也许会被调出来，也许会被销毁，也许会在某次档案清理中被当成过期文件处理掉。他不知道，他不需要知道。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巷子里，那只黄白花的猫蹲在垃圾箱旁边舔爪子。阳光照在围墙上，把墙上的裂缝照得一清二楚。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猫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继续舔。它不知道这间屋子里的人刚刚从一个很远的地方回来，不知道那个人在路上差点死掉，不知道他左臂上那个洞。它不知道，它不需要知道，它只需要活著。在墙根底下活著，在垃圾箱旁边活著，在那些裂缝旁边活著。裂缝在墙上，它不补，它只是在旁边蹲著，等裂缝自己癒合。裂缝不会癒合，墙会倒，它会在墙倒了以后找到另一面墙，在另一面墙的墙根底下蹲著。
秦墨转过身，坐回桌前。他拿出笔记本翻开到刘大勇那一页，那行字还在——“刘大勇，恆远西城，2003年失踪”，旁边画著两个圈，圈套圈，像一只没有瞳孔的眼睛。它看著那些还没查完的旧案，看著那些还没找到的人，看著那些还在等答案的家属。它等了他那么久，从他把刘大勇的名字写在笔记本上的那天起就在等。它不急，它知道他不会忘，他知道他会回来。他回来了，它还在。
他拿出笔，在刘大勇的名字下面加了一行字——“王德胜，工友。”这是阿杰来之前他查到的，阿杰来了以后他忘了接著查。现在阿杰走了，他想起来了。王德胜，不是之前那个王德胜，是另一个。他见过他，在那份落满灰的案卷里。他记得那张脸，圆脸，短髮，穿著一件深蓝色的工装，站在工地的脚手架下面。他在等，等有人去找他，等有人问他那天晚上究竟看到了什么，等有人把他从那份案卷里、从那个被遗忘的角落里、从那些堆满灰尘的铁皮柜子中拽出来。他等了他那么久，他不会让他再等了。
他合上笔记本，锁进抽屉里。
他把那份报告从桌角拿过来，又看了一遍。“接目標，避多次追捕，经边境口岸入境。目標安全，任务完成。”这几行字太轻了，轻到一阵风就能吹走。它们撑不起那条路的重量，那些子弹的重量，那些在黑暗里睁著眼睛、不敢睡、不敢合眼、不敢把手指从扳机上移开的夜晚的重量。但他只能写这么多，任务报告不是回忆录，不需要写那些。那些东西在別的地方，在他左臂上那道已经结痂、还没完全癒合、一碰到阴雨天就隱隱发痒的伤口里，在阿杰脸上那道从左眉梢拉到颧骨的疤里，在沈牧之手机里那张老周的照片里。它们不在纸上，在他身上。
他站起来，把信封放进老周的值班室。老周不在，桌上放著一杯凉透的茶，杯盖上落了一层灰。他把信封放在茶杯旁边，用菸灰缸压住。老周回来会看到，明天一早会把它送到该送的地方去。他该做的，做完了。
他走出档案室，站在院子里。槐树的叶子落了大半，剩下的几片掛在枝头，黄了，干了，风一吹哗哗响。他站在那里听了一会儿，风停了，叶子不响了。他上了车，发动引擎，驶出公安局的大门。
他开得很慢。经过中心广场的时候，他没有看纪念碑。他看的是广场上的那些人，散步的、遛狗的、坐在长椅上聊天的。他们不知道这座城市的地底下曾经埋著什么，不知道那些埋在地底下的人已经被挖出来了，有的被记住了，有的被忘记了。他们不需要知道，他们只需要活在自己的日子里，在自己的阳光下，在自己的长椅上。
他开回家。黑猫在门口等著他，他打开门，猫蹭了蹭他的腿。他弯腰摸了摸它的头，换了鞋，坐在沙发上。他把笔记本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茶几上，黑猫跳上来蜷在他腿边，发出咕嚕咕嚕的声音。他的手指在笔记本的封面上停了一下。他把它翻开，从第一页看起。张志远、陈默、陆鸣、王建国、陈小军、李建国、刘大勇、张大年、陈大伟、张德明。那些名字排著队从他眼前走过，有的已经结了，有的还没结，有的永远结不了了。他们还在那里，在他的笔记本里，在他的笔尖下，在他每翻过一页纸时停下来的手指下面。
他合上笔记本放在茶几上，黑猫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