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响了。號码不在通讯录里，区號是境外的。他没有马上接，让铃声响了三下，在第四下响起时拿起来。
“沈律师，您好。”
声音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中间隔著几层转接，像隔著一层丝绵在说话。很客气，不带口音，礼貌到几乎听不出任何情绪——这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的声音。
“哪位？”
“我是霍先生的秘书。霍先生想请您帮一个忙。”
沈牧之靠在椅背上。霍先生。他见过这个人两次，都是在律师办公室。霍先生不是他的客户，是他曾经帮霍先生的公司处理过一些跨境业务的法律架构。那些业务在法律边界上走得很稳，每一步都踩在合规的线上。沈牧之接那样的业务，因为他需要钱，也因为那些业务本身不违法。他不需要问霍先生除此之外还做什么——商人的手不可能只伸进乾净的地方。
“什么忙？”
“有一个年轻人，叫林深。他手里有一些据说对霍先生不利的东西。霍先生想知道，那些东西是不是真的。”
沈牧之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林深。这个名字他没听过。
“什么叫做『对霍先生不利的东西』？”
秘书的声音没有任何波动，像在念一份已经反覆校对过的稿子。“具体內容，霍先生也不太清楚。他只知道那个年轻人最近在找渠道，要把一些数据交给某些方面。霍先生想知道那些数据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里面有没有他的事。
“不是怎样？”
“不是，那就不用担心了。”
沈牧之沉默了片刻。这个逻辑听起来很合理，但他听出了另一层含义。霍先生要的不是真相，是判断风险。他不在乎年轻人手里有什么，他在乎那些东西对他有没有威胁。如果威胁存在，他需要知道威胁有多大。不是威胁，无所谓。
“他手里的东西，霍先生见过吗？”
“没有。没人见过。只知道他曾经在园区工作过，后来走了，带走了伺服器里的部分数据。”
“他想要什么？”
秘书沉默了一下。“他没说。他只想把东西交出去。”
“交到哪里？”
“不知道。”
沈牧之换了一只手，把椅子转到侧面。窗外的阳光从玻璃幕墙反射过来，刺进眼睛，他眯了一下，没躲。
“霍先生为什么不直接找他？”
“找不到。他躲起来了。”
“那我也帮不上忙。人都找不到，我上哪去搞清楚他手里有什么。”
秘书再次沉默。这一次比上一段长了一瞬，呼吸声从听筒里漏出来。
“沈律师，您认识很多人。有些事情不需要直接找到本人。”电话掛得恰如其分。沈牧之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暗下去。林深。他默念这个名字，从记忆里搜了一遍——没有。他不认识叫林深的人，没在任何案卷里见过这个名字。但秘书最后那句话的意思是：让沈牧之帮他查到那个年轻人手里是不是真有东西。不是通过林深本人，是通过沈牧之能接触到的其他渠道。
沈牧之靠在椅背上，盯著天花板。日光灯是新的，刚换过，白炽灯光均匀地铺在头顶上没有死角。他想起几天前秦墨来事务所，坐在现在这把椅子上喝了一杯凉掉的茶，说了一句“要出趟远门”。
“去哪？”
“南边。”
秦墨没说具体地方。沈牧之没细问。他们之间有一个默契：不涉及对方工作的事，不需要交代。线索像一根丝线从回忆里抽出来，一端系在秦墨的“南边”上，另一端悬在半空，没有著陆。 沈牧之拿起手机，拨了秦墨的號码。提示音说对方不在服务区。不是关机，不是忙音，是不在服务区。他把手机放下，拨了另一个號码——国际刑警组织的老朋友。
“老周，帮我查一个人。林深。二十四岁左右，计算机专业，可能在h国待过。”
“什么时候要？”
“越快越好。”
“你欠我一顿饭。”
“记著。”
掛了电话，沈牧之站起来，走到窗前。玻璃幕墙反射的光移到了左边，在天花板上投下一块亮斑。事务所楼下有人在按喇叭，一声长一声短，像在吵架。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到桌前，翻开那份合同纠纷案卷。读了几行又合上，放在一边。脑子里挥不掉的不是那通境外电话，是秦墨那句“南边”。南边很宽，从云南到广西，从广西到境外，都能叫南边。秦墨不告诉他具体地方，是因为不能告诉他。不能说的原因有很多种。最麻烦的那一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