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地，距离红星主厂区及几个主要分厂，确实不算太远，直线距离约五六公里，通勤在可接受范围内。但问题在于，面积太小了！二百亩地，听起来不小，但要容纳的是未来可能超过六万甚至更多职工（包括家属）的居住须求！而且，这二百亩还是包括了规划中的道路、绿化和必要公共设施的面积。更要命的是，这块地型状还不规则，中间还有些原有的沟壑、池塘需要处理。
“这……这怎么够啊！”老周拿着图纸，手都在抖，“就算全都盖成苏式的‘赫鲁晓夫楼’（筒子楼），一栋楼住上一两百户，那也得盖好几十栋！这地根本排不开！更别说还要留出给干部、专家住的楼房用地了！这点地方，塞牙缝都不够！”
李怀德也是眉头紧锁。他早就料到地皮紧张，但没想到紧张到这个程度。而且，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接踵而至——建筑材料。就在他们为地皮奔波的同时，北京市其他一些效益较好的大厂，如机床厂、纺织厂、化工厂等，也纷纷嗅到了“自建住房”的风向，凭借各自的门路和积累，抢先向市里打了报告。等红星厂的批文下来，附近局域相对平整、易开发的地块，早已被瓜分殆尽。更糟糕的是，这些厂子行动迅速，批文一下，立刻挥舞着钞票和计划指标，扑向了建材市场。等到红星厂后勤处的人拿着批条去调拨水泥、木材、砖瓦时，面对的是仓库管理员爱莫能助的表情和空空如也的库房。
“李厂长，真不是我不给，是实在没了！上个月就被北京汽车厂、电业局拉光了！新的生产计划还没下来，就算下来，也得排队啊！”物资部门的负责人也是一脸苦笑。
李怀德动用了他所有的关系网，请客、送礼、说好话，一番运作下来，也只搞到了预计须求量不到三分之一的水泥，木材和砖瓦更是寥寥无几。而且，这些还是高价从一些计划外渠道“调剂”来的，价格远超预算。红星厂自家能足量供应的，只有钢材这一项。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李怀德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对着那点可怜的建材批条和狭窄的地块图纸，长吁短叹。地小，料缺，这楼还怎么盖？难道真的只能盖几栋矮楼，杯水车薪？那如何向眼巴巴盼着的几万职工交代？
走投无路之下，李怀德硬着头皮，再次敲响了王焕勃办公室的门。他知道王总工工作繁忙，心思都在玉门的“大项目”和厂里的“高精尖”上，为住房这种“俗务”打扰，实在不好意思。但眼下，他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了。或许……王总工那总能创造奇迹的头脑，能有不一样的思路？
听完李怀德倒苦水般的陈述，王焕勃并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窗前，望着厂区内林立的烟囱、忙碌的厂房和川流不息的人群，沉默了片刻。住房，土地，建材……这些难题，在他脑海中与另一幅更宏大、也更紧迫的图景交织在一起——那场即将席卷全国、持续三年的特大旱灾。粮食危机，才是悬在这个新生国家头上最锋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他必须未雨绸缪。而眼下红星厂的住房危机，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契机，一个桥梁。
“李厂长，”王焕勃转过身，目光沉静而有力，“地皮小，建材缺，如果我们还按照传统的、低密度的方式盖楼，那确实是无解之题。”
“那王工您的意思是……？”
“向天上要空间。”王焕勃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支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快速勾勒起来，“苏联的‘赫鲁晓夫楼’，四五层，没有独立厨卫，共用设施，居住密度低，舒适性差，已经落后了。我们应该建更高的楼，比如，十层，十五层，甚至更高。每一户都有独立的厨房、厕所、阳台，有明亮的客厅和卧室。”
李怀德听得目定口呆：“十……十五层？王工，这……这能行吗？咱们国内，没盖过这么高的居民楼啊！施工技术、抗震、还有……那么高，人怎么上去？总不能天天爬十几层楼吧？”
“电梯。”王焕勃吐出两个字，“安装电梯。每栋楼至少两部，高峰时段多的可以三部。关于高层建筑的设计和施工，香港、乃至欧美，已经有成熟的经验。我父亲在香港的公司，主要业务之一就是房地产，他们建设过不少高层住宅楼，有完整的设计团队、施工经验和供应链。”
李怀德的呼吸急促起来。高层？电梯？独立厨卫？这……这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生活！但，这可能吗？
“王工，就算能设计，能盖，可建材呢？水泥、钢筋、还有电梯设备……我们现在连盖矮楼的料都凑不齐啊！”
“用我们有的，换我们没有的。”王焕勃的思路清淅而果断，“红星厂有什么？有汽车，马上还要有摩托车。这些都是国内急需，但在国际市场，特别是东南亚、拉美一些国家，有销路、能换回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我父亲在香港的公司作为中介，以出口汽车、摩托车，或者未来其他产品的部分货款或易货贸易形式，换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