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村长王远山无意间提起的一件事：“……咱们这儿，靠温榆河的支流灌溉。可这些年，上游几个村子人也多了，地也垦了，用水就紧张。一到旱天，为抢水浇地，几个村子没少闹矛盾，打架拌嘴是常事。公社也调解过，可水就那么多，地不能不浇啊……” 王远山叹了口气，“要是能多打几口深井就好了。可打井设备贵，咱们村买不起，请乡里的打井队，排期得等到后年去……”
还有堂叔王金河带他看自家田地时，指着那头瘦骨嶙峋的老黄牛说：“全指着它了。可它也老了，干不动重活。春耕秋收，人拉犁、肩挑担的时候也不少。要是能有台铁牛（拖拉机）就好了，哪怕小点的，也能顶大用！”
“铁牛”，拖拉机。在当时中国的广大农村，是比汽车还要稀缺和珍贵的“宝贝”。第一个五年计划虽已开始，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有拖拉机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厂），但要等到1959年才能投产“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而且，那种大型履带拖拉机主要用于大规模开荒和国营农场，对于华北地区常见的小块田地、复杂地形，并不完全适用，价格也绝非普通生产队能承受。广大农村，尤其是像王家庄这样的普通村庄，耕作、运输、排灌，主要依靠人力、畜力和极其简陋的农具。生产效率低下，农民劳动强度极大。
“用水困难…耕地靠牛…运输靠挑…” 王焕勃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着。这些问题，并非王家庄独有，而是当时中国千万个农村普遍面临的困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机械化是提高生产力、解放劳动力、实现粮食增产的关键。但适合中国国情的、普及型的农业机械，却严重匮乏。
一个念头，在他心中越来越清淅：为什么不能设计制造一种适合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实际情况的小型、多用途、价格相对低廉的拖拉机呢？它应该能耕地，能运输，能抽水，能打井，甚至能带动脱粒机、碾米机…成为农村生产生活的“万能帮手”。
这个想法一旦产生，便如同野火般蔓延开来。结合他在另一个时空的知识储备和对当前国内工业能力的了解，一款“多功能小型轮式拖拉机”的雏形，迅速在他脑海中勾勒出来。
回到西跨院书房，王焕勃没有休息，立刻铺开大幅绘图纸，拿起绘图工具。他没有激活盘古的辅助设计功能，而是先用手绘的方式，将脑海中翻腾的构思初步定型。这是一种工程师的本能，也是将感性认知转化为理性设计的第一步。
首先，是定位。他设计的不是大型农场的“钢铁巨兽”，而是面向生产队、互助组乃至条件较好的个体农户的“生产生活多面手”。它必须足够小巧灵活，能适应田埂、坡地、狭窄村道；必须皮实耐用，结构简单，维修方便，能耐受恶劣的使用环境；必须功能多样，通过更换或加挂不同机具，实现“一机多用”，最大化利用价值；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必须价格可控，尽可能采用成熟技术和国内能生产的材料部件，降低制造成本和使用门坎。
基于这些原则，他开始勾勒内核部分——底盘与动力系统。
底盘，他放弃了复杂的履带式，选择了结构更简单、重量更轻、速度更快的轮式。前轮导向，后轮驱动。考虑到水田、烂泥地的通过性，后轮采用大花纹的加宽低压轮胎，增加接地面积，减少下陷。前轮略小，转向灵活。轴距和轮距经过精心计算，确保在狭窄田埂上仍有较好的稳定性和转弯半径。
动力心脏，他毫不尤豫地选择了柴油机。柴油机扭矩大，皮实耐造，燃料相对汽油更易得（当时农村已有少量柴油用于排灌机械），且经济性更好。但现有国产小型柴油机，普遍存在马力偏小（20-30马力）、激活困难（手摇激活费力）、振动噪音大、油耗偏高的问题。
“马力要提升，至少要到40马力。”王焕勃在图纸上标注。这个马力，对于牵引单铧犁、旋耕机、拖带两吨以下拖车、驱动小型水泵或打井机，都足够了。而且，40马力的柴油机，国内相关厂家经过技术攻关，是有可能制造出来的。
“激活方式必须改进。”他想起了王金水摇动那台老旧柴油水泵时，憋得通红的脸和暴起的青筋。电激活！必须上电激活！虽然这在当时的拖拉机上还很罕见，尤其是小型拖拉机。但技术上是可行的！利用红星厂下属红星电瓶厂（得益于汽车产业发展而创建）生产的12伏大容量蓄电池，搭配直流激活电机，实现钥匙一拧，轻松点火！这将极大降低操作门坎，尤其对力量较弱的妇女或老人更友好。他迅速在发动机位置旁边，画上了一个蓄电池盒和激活电机的示意位置。
“燃烧效率要优化，油耗要降下来。”他回忆着后世一些高效柴油机的设计理念，在图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