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看了秦川一眼，又看了看马波，没接这个话茬。她把手臂四处翻找了下，握在手里了一个苍蝇拍，人在紧张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找东西。
“厂都倒闭了，你们还在。”
“组织还在嘛，大娘。” 秦川把鸡蛋糕拆开，递了一片到她手里。
老太太接过去，没有马上吃。她把鸡蛋糕抬手放在高木桌子上，好东西自然是要留给孙子。
老人的眼睛在秦川脸上停留了两次。秦川去派出所那四年学会了观察人的眼睛，老太太在判断这个人能不能被信任。
秦川试着问道：“大娘，您的儿子福彪同志，很久没回来了？”
“回来过。” 老太太说的很直接，声音小了。
马波手里的笔停了一下。也顿了一下，抬眼看向秦川。老太太没看他们，目光落在收音机上，像是自言自语：“回来过，回来过！”
“什么时候？”
老太太咳嗽了几声，秦川把床头的水端给她。她接过去，手有点抖，有一些糖水从嘴角流了出来，马波递了个手帕。她喝了两口，不是润嘴皮子，是真渴了，然后说了一个时间。
“腊月吧，去年，对去年腊月回来的，过了年就下南方打工去了，厂里就剩你们干部了，咋办哦，要吃饭！”
腊月？走访记录里写的姚福彪两年没有回来过，所有邻居都说没见过他，而他的亲娘说他在家里过的年。秦川没有追问，他习惯性从兜里掏出一包烟。
“他现在在干什么啊？”
“没干什么，就打工，没挣到钱，也没脸出门，天天在家喝酒，还打小翠和孩子，待了不到初五就走了…… 他说去南方。”
“去南方什么城市？”
“没说。”
“他带没带东西？”
老太太不说话了。她把手缩回薄被子里，眼睛看着墙上的一个日历，那是去年的日历了，翻到过年那天，日历还是厂里发的，既然厂里不再发日历了，这么个吃饭都成问题的家庭，实在是挤不出来钱买新日历的。
“大娘，福彪是一个人在外面？什么人跟他一起来的？”
老太太闭上眼睛，摆手了：“不知道了，他和我这个当娘的没话说了！”
秦川明白了，至少今天不会有答案了。
外面有脚步声，隔壁的邻居进门了，铁门响了一声，厨房里传来水龙头的声音。秦川站起身，把地上的奶粉和蜂蜜往前推了一寸，轻声说：“大娘，厂里会惦记您的。”
秦川和马波都知道，吴小翠在外面挣钱养家，老人就托付给了几个老街坊照顾。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老太太的眼睛还闭着，但眼皮在抖，像是要睁开，又不敢睁。
出了门，和邻居点了点头。
秦川站在巷子里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烟灰掸在地上。“走访记录和实际对不上，姚福彪过年在家，但所有邻居都说两年没见过？”
“是不是没挣到钱不好出门？” 马波把笔记本塞进包里。
“有这个可能，但是人既然在外面打工，吴小翠咋好意思和大文就这么过上了一样……”
马波看了眼手表道：“我已经安排好了，看来只能去会一会那个郝红霞了？”
晚上七点半，天渐渐黑了，红玫瑰歌舞厅的霓虹照亮了半条街，这条街叫和平街，实际上一点不和平。
入夜以后，路灯亮得歪歪扭扭，十二盏路灯坏了三盏，剩下的九盏有五盏的灯罩拆了，灯泡就光秃秃地裸着。
街边的柏油路面被摩托车轮胎磨得发黑，几个穿花衬衫的小伙子跨在摩托车座上，发动机怠速转着，排气管突突地冒烟。
秦川让马波挑的便衣是刚从县里调上来的新人，重案支队成立之后，陆陆续续从九县二区调来了十一二个年轻干警。人年轻，脸生，丢到歌舞厅里看着就像来玩的，没人认识。
九点半的时候，歌舞厅的内部是另外一幅天地。舞池不算小，挤了四五十个男男女女。
灯光昏暗，天花板上的转灯红色的光打到墙上像泼了一杯西瓜汁，粘稠稠的。音乐震耳，放的是郑智化的《水手》，音量大到贝斯震动的时候能从鞋底传到脚踝。舞池里人影晃动，烟味和廉价香水味搅在一起，颇为动感。
秦川和马波穿便装坐在二楼角落的卡座里。卡座的沙发是人造革的，裂了口子，黄色海绵从裂口里挤出来。秦川靠在沙发背上，点了一根烟，用打火机挡着光扫了整个场内两遍：吧台在正前方，楼梯在左侧，卫生间在右手边。
三个看场子的年轻人围着他打量的那张台子转了两圈，没发现什么，又走了。秦川在光明区干了十年，查过无数场子，他的眼睛始终没有对焦在同一个地方超过三秒。
“那个戴金链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