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拧开瓶盖，倒出四粒药丸，含在舌下。微苦的药味慢慢散开。他又想起明初的南北榜案。朱元璋另发一榜，录的全是北方人。他用最粗暴的方式矫正了区域失衡，但他没有解决一个问题——那些被矫正的南方士子，后来去了哪里？答案是：他们去了书院，去了幕府，去了所有不需要科举功名就能发挥才智的角落。竞争不会消失，竞争只会变形。每一次政策划出一条线，竞争就会找到一条新的路径绕过那条线。不是政策的失败，是竞争的本质。
赋分制在高考上划了一条线。现在这条线起作用了。但少年班不是高考，非侵入式设备不是植入体，量子计算教授为女儿定制的电子表不属于赋分制的登记范围。他不是决策者，他只是执行者。他不需要划下一条线——那不是他现在能做的范围。但他知道，那下一条线迟早需要被划在某个地方。而那个地方，现在还没有被任何政策文本定义过。
他重新拿起笔，在便签上写了几行字，字体很轻，像是怕印到下一页——“请市教委在下一轮赋分制数据上报中，增加非侵入式认知增强设备使用情况的摸底调查指标。同步函告秦铭**，建议在《青少年神经数据保护条例》定稿时，将外部神经反馈设备的长期神经发育影响评估纳入附件的后续研究计划。”然后他把便签折好，放进标着“季度评估”的文件夹里，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长安街上的车流在傍晚的逆光中汇成一条细长的河，每一辆车的挡风玻璃都反射着同一种颜色。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办公桌前，翻到简报附带的家长信息，从头开始逐条分析。
陆沉在苏州实验室里完成了周明远两轮回调数据的最后一轮对比分析。数据仍然通过行业匿名化共享渠道获取——脱敏后的波形片段和频段统计，没有任何被试身份信息，只有回调轮次标签和延时参数的逐次变化。他花了一整个下午把两轮回调的静息态α频段动态变化与计算机模拟中的“自反层激活后自主感重建曲线”逐段对比，然后合上工作日志，没有写任何新的结论。
前几次回调中出现的“惯性平台”在第四轮后仍在持续——被试自主感评分回升至基线附近但未完全恢复，α频段特殊振荡模式强度继续减弱但未消失，运动准备电位频率仍略高于基线。这些特征与他模拟中预测的“恢复促进因子存在条件下的不完全恢复”波形在某些频段存在一致性，但也与“无自反层干预下的普通神经适应性回调”的预测波形高度重合。两个模型在现有数据精度下无法区分。他在日志中写道：“第二轮回调数据显示惯性平台仍在维持，平台持续时间已超出模拟中预设的最长恢复时间常数。两种互斥解释——外部恢复促进因子加速了自主感重建，或自反层残余阻尼效应延缓了神经回路的完全恢复——在当前数据精度和匿名化处理条件下无法区分。如果被试在未来任何时间点重新接受神经反馈回路压缩测试，相关活体数据将为区分这两种解释提供关键证据——这是检验自反层是否存在长期作用效应的唯一路径。目前没有条件。”
他把日志合上，站起来走到显微镜旁边。那枚淡紫色微光的芯片仍然安静地躺在封存盒里，盒盖上的“等”字被几个月的灰尘覆盖得更加模糊。他没有打开盒子。窗外工业园区已经夜深人静，草坪上的地灯投下微弱的光晕。他想起女儿上次视频通话时努力想说“红烧鱼”的样子——嘴唇张开又合上，第三个字怎么也跨不过去。他说了等。她也还在等。
苏瑾接到律师电话的时候正在厨房洗菜。水龙头开得很大，她关了水，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何春生案的答辩状到了。”律师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带着电子设备特有的轻微失真，“智桥科技在法院立案后提交了正式答辩，核心抗辩理由有三条。第一，原告所购产品符合出厂时适用的行业标准。第二，排异反应的个体差异在知情同意书中已做风险提示。第三，赋分制登记退回是由于政策执行层面的技术问题，与产品本身无关。三条都在预料之中。”律师顿了顿，像是在斟酌措辞，“不过第三条——将责任推给政策执行，这在产品质量责任纠纷中是首次出现。法院是否采纳，将直接影响后续所有类似案件的走向。我建议先等法院对这三条抗辩的初步审查意见出来之后，再决定是否加入诉讼。在此之前，可以先收集其他家庭的排异评估报告和登记退回通知，作为备用证据。”
苏瑾把手擦干。“他有没有提到什么特别的？”
“有一条。答辩状附件里有一份智桥科技内部产品安全测试报告——只出了摘要，全文被申请了商业秘密保护。摘要里没有显示任何青少年受试者的长期神经发育数据。都是成年人的。”
“这份摘要我能不能拿到？”
“已经作为案件材料的一部分，案卷归档后可以申请查阅。但全文暂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