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起电话，拨了秦铭的号码。铃响了两声就接了。“秦**，”他说，“你的立法预研初稿我看了。数据和隐私的部分，写得很扎实。有一个问题——‘神经数据’的定义，你打算怎么和国际标准衔接？”
秦铭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目前还没有国际标准。欧盟在推GPR式的框架，米国反对，日和韩在观望。我们如果先出定义，就有了制定国际标准的先手。”
“但如果你定义得太宽——比如把所有神经信号都划成敏感个人信息——那以后国内企业要跨国共享脱敏数据做安全迭代，可能会被国际竞争对手说成‘数据保护主义’。”
“所以定义要窄，保护要严。窄在范围，严在执行。”秦铭顿了顿，“我在下一版草案里会把‘神经数据’分成几个层级——结构性数据、功能性数据、意图性数据。每一层的保护等级不同。这样既能保护核心隐私，又能给国际技术合作留出空间。”
“可以。另外，布鲁塞尔那边的争议越来越大了。米国在推‘数据自由流动’，欧盟在推‘充分性认定’，我们还没有公开表态。你上次在会上说的‘法律灰色地带就是高速公路’，现在国际上也一样——谁先表态，谁就能把高速公路的收费站设在自己这边。最近这份简报里有驻欧盟使团的分析，其中提到了表态窗口的问题。我让办公厅把简报全文转给你作参考。”
秦铭沉默了一会儿。“我明白。立法预研的时间表需要提前。下一版草案里，我会专门列一章‘神经数据跨境传输’，和外交部的国际条约团队一起做。”
“尽快。”赵豫章挂了电话，在那份外交简报上批了一行字——“转秦铭参阅。立法预研中涉及神经数据跨境传输的条款，需与外交部国际条约团队协商衔接。”
几天后的傍晚，韩世清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给卫健委和各省教厅的季度评估数据上报通知草稿。通知的正文措辞很克制，但附件里那张详细数据采集表格列了十八项指标——从登记人数、退回率、补材料周期，到排异评估报告的医学标准一致性、赋分制出台前后青少年植入手术量的变化趋势、各省市执行口径差异的具体表现。他在起草程中反复修改措辞，在若干项指标后面逐一加括号注明“数据口径需统一”——不同省市对同一项指标的定义此前就存在差异。手术量变化趋势是关键，但也是数据质量最薄弱的环节。
他写到最后一条技术附注时，电话响了。秦铭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但语速比平时快。
“韩部长，立法预研的时间表要提前。中枢要求我们尽快出台《青少年神经数据保护条例》的征求意见稿。你们赋分制登记系统里积累的数据——登记人数、退回率、排异评估报告的医学标准一致性——这些数据如果能整理出一份摘要，对立法预研的‘数据分类’和‘跨境传输’两章会有直接帮助。”
“什么时候要？”
“几周之内。”
“我今晚把登记数据的摘要整理出来。”韩世清没有问为什么时间表突然提前了——他从秦铭的语气里能听出来，那是中枢层面的决定。他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拉开抽屉取出速效救心丸，在舌下含了几粒。药味慢慢散开，微苦微凉。他没有闭上眼睛休息，而是继续翻开周启明前几天在通州医院月度碰头会后写的便签，在页边批示：“同意先做试点方案。本周内和卫健委沟通，将容缺受理试点与排异评估标准统一方案同步推进，争取在季度评估前形成初步框架。”然后他把便签合上，放在那叠标着“季度评估”的文件夹最上面。
窗外长安街的车流开始稀疏。他重新打开那份通知草稿，在附件最末尾加了一条第十九项指标——“赋分制登记系统数据与正在建设中的全国神经接口术后随访数据库的结构性对接方案，请在本次上报中同步提交初步技术方案。”他写完之后把笔放下，对着那行字看了很久。这条指标不是中枢要求加的，是他自己加的。他知道，如果登记数据能和术后随访数据在结构上对接，那么赋分制就不再只是一个考试准入系统——它会变成全国第一个覆盖青少年侵入式植入者的长期健康追踪平台。这个平台在目前还只是纸面上的构想，但如果没有这第十九项指标，它连纸面都不会出现。
两周后，何春生收到了法院送达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他把这两份文件拍了照发到家长维权群里，群消息在半小时内刷了一百多条，有人在问下一步怎么办，有人提醒他不要公开发言，有人开始讨论是不是应该联合更多家庭一起提交证据。群公告被苏瑾的群友更新为：“首个诉讼已立案，相关法律进展将及时同步，请各位家长暂勿向媒体披露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