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院长和秦**提出的问题，都是成立的。技术风险确实存在，法律空白也确实需要填补。但这些是可以在后续政策执行过程中逐步解决的。我今天要提请各位注意的，是一个更紧迫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进一步收紧监管，会面临什么样的直接后果。”
他读了文件中的一段摘录。
“过去十八个月，全球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国际劳工组织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因人工智能技术替代而失业的人口已突破八千万。仅上个月，巴黎、柏林、圣保罗、约翰内斯堡同时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抗议者要求政府立法限制AI在某些行业的使用，保护人类就业岗位。其中法国和巴西的抗议已演变为局部暴力冲突，法国政府已启动紧急状态。米国西海岸港口因AI物流系统罢工已瘫痪两周，供应链中断波及整个环太平洋地区。”
“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上月正式宣布，刚果盆地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已扩散至六个国家，累计感染人数超过九万，病死率约百分之八十二。世卫同时还报告了南亚地区的耐药性伤寒疫情和南美洲的寨卡病毒新变异株扩散。联合国轮值秘书长——米国总统——已紧急召集各国领导人下周举行线上峰会，商讨疫情与国际协作的应对方案。”
他翻到下一页。
“而在国内，过去三个季度GOP增速持续放缓。青年失业率——尤其是未植入义体的青年群体——已连续十九个月徘徊在高位。国家人工智能系统的核心算法在几个关键基准测试中，仍落后于米国顶尖商用模型约一个半代差；芯片制造虽已实现完全自主化并在制程节点上追平一流，但大规模量产的一致性与良率仍有差距。沿海制造业大省因出口订单下降已出现局部裁员，而中西部地区因为资源依赖型产业转型困难，地方财政吃紧。过去一个月，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多起小规模地方性抗议，主要集中在因人工智能技术冲击而面临大规模裁员的传统制造业城市。地方政府已按程序依法处置，但这些反复出现的局部风险信号本身，已构成系统性风险的一部分。”
“在这张全局图上——”周济桓把手指放在桌面上，“任何一项额外的监管措施，都不只是技术或法律问题。它会在短期内影响企业投资意愿，在中期内影响我们的国际竞争力，在长期内影响我们的技术主权。
这不是为不干预找借口，是让所有人都看到同一张图——在作出任何一个分领域的政策决断之前，中枢需要对多重交织的风险源有完整的评估。”
宋怀之在周济桓列出全球风险清单时一直沉默。直到周济桓说完最后一段，他才开口。他的声音比之前轻了很多，像是在对自己说话，但麦克风还是把它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
“所以，在全球多重压力之下——我们的策略是：在唯一一个我们还没有完全失守的伦理防线上，适当选择放手？”
没有人回答。
宋怀之把面前那份科学院关于青少年侵入式神经接口长期神经发育影响评估报告的封面合上，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报告的标题。
“这份报告历时三年，追踪了全国范围内数十例早期青少年植入者的神经发育数据。它的结论是——目前无法排除侵入式接口对青春期突触修剪过程的干扰效应。无法排除——不是‘没有影响’，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数据才能下结论。而我们现在讨论的不干预策略，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更多的孩子会在‘无法排除’的前提下接受植入。我理解全球竞争压力，理解技术追赶的紧迫性。但我们是科学家。科学家被科学研究与大学训练了几百年，就是为了在一切压力面前说——‘等一下，这个还不能确定’。
今天我就是来做这件事的。”
他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镜，闭上眼睛。
“目前没有足够的数据来为大规模放宽监管提供安全背书。这是我的结论。不是反对技术进步。是对‘目前’这个词负责。”
秦铭在宋怀之说完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他把面前的法律评估文件反复翻了好几遍，最后停在某一页——那页上印着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七条，关于公民人身权利不可侵犯的条款。他把这一页折了个角，放下文件。
“我理解全球竞争的逻辑。这间屋子里没有人会否认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性。但法律不是根据国际竞争压力来定义权利边界的。法律定义权利边界，然后再让竞争在边界内进行。如果反过来——让竞争压力来定义权利边界——那法律就不再是法律了。它会变成一份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修改的免责声明。”
他折起的那一页宪法条款，在会议室灯光下微微反光。
“我同意不干预策略在宏观竞争层面的必要性。但任何不干预策略的法律边界，都必须同时明确——哪些底线是不可逾越的。否则，法律保底的功能就是在不断被悬置，而我们悬置它们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们还在手术台上。”
郭镇是倒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