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工具化自我指涉。”周启明在白板上写下一个缩写：TIS。“这是一个心理测量指标，最初用于评估成年义体用户的异化程度。我们发现，在青少年植入者中，TIS指数的上升速度比成年人快得多。他们在术后三个月内就开始用技术术语描述自己的感受——不说‘我累了’，说‘我的疲劳指数偏高’；不说‘我很难过’，说‘我的情绪调节模块需要休息’。这种语言变化不是表面的。它反映了一种更深的东西——他们把‘自我’体验为一个需要管理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不能被分解的人。”
他放下记号笔，转身面对长桌。
“回到李委员的问题。技术上，这套东西确实能大幅提升考试表现。但它有风险——不是‘可能’有风险，是‘已经’有风险。风险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包括排异反应和TIS指数上升；另一类是我们还没有看到的，包括神经发育的长期影响和人格形成期的潜在干扰。这两类风险，目前没有任何一家科技公司在它们的宣传材料里主动披露。”
“至于孩子们以该方式参加大考这种事——”周启明看了一眼李明兰，目光平和，没有特殊的含义，甚至有些怜悯之意。“——我个人的建议是：在目前这个阶段，不要让孩子做介入式植入。不是因为我在方法上反对它，而是因为从纯粹的医学风险评估角度看，收益和风险的比例还不够清晰。但如果更多孩子都去做了，这个计算就要重新做。那不是医学问题，是博弈问题。”
他说完，回到座位上。会议室里沉默了几秒。李明兰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她端起了桌上的茶杯——动作很稳，但她把杯子端到嘴边的时候，嘴唇没有碰到茶水，又放下了。
她在想什么，在座的人大概都知道。
赵维之也点了点头，但他的眉头依然皱着。他意识到一件事：这场讨论正在滑向一个他不希望看到的方向。他提出的是“这是一场灾难的前奏”，周启明回答的是“技术上确实有效，但有风险”——这两种论述放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效果：它们同时成立，却指向不同的结论。他的论述指向“必须禁止”；周启明的数据却暗示“禁止”可能已经不具备操作性了——因为如果这个东西确实有效，而且风险在个体层面不是必然的，那么总会有足够多的人选择冒险。而一旦选择冒险的人达到了某个临界数量，禁止就变成了社会上的不可能。
他从周启明的数据里看出了这一点：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五的提升幅度，在高考竞争中是压倒性的优势。即使排异率高达百分之十八，那也意味着有八成以上的孩子能够承受这个代价。而这些孩子中，绝大多数没有出现严重的排异反应——至少目前没有。他们的成绩确实提高了，他们的家长确实满意了，他们的存在与成果本身就是对其他家庭的劝诱。
他摘下眼镜。他不打算和周启明争论数据，因为他知道那些数据无可辩驳。他只是说了一句：“如果这个东西这么好用，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设高考？直接拍卖大学名额不就行了？”
部长瞪了他一眼，咳嗽了一声。
没有人回答。不是这个问题不值得回答，是所有人都在心里有了一个答案——但那个答案不能说出口。
韩世清终于开口了。他先是感谢了赵委员的批判，然后点了点头，但没有直接回应他的追问。他的目光扫过长桌两侧的人，然后停在半空中某个不存在的点上，像是在掂量一些更沉的东西。
“在座各位的发言，我都仔细听了。赵委员的担忧，我完全理解。周副部长的分析，我也觉得是准确的。但这个事情，可能比我们能拍板的范围要大。”
他顿了顿，语气依然温和，但字与字之间的缝隙比刚才略长了一些。
“我从科学院的一些院士朋友那里了解到，从技术发展的趋势来看，进一步的增强型义体化——不只是侵入式接口，还有后续的认知增强模块、知识库直连、甚至是AI辅助推理——恐怕不是靠禁令能阻碍的。这不是一个‘允不允许’的问题，是一个‘能不能挡得住’的问题。”
他翻了一下面前的文件，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但最终没有找到——也许根本没有。
“之前就有不少科技企业，尤其是做AI算法和神经接口的公司，直接从高中招人。不是从大学招，是从高中。他们给那些在信息学竞赛里拿过奖的学生开出的条件，比我们部里的工资都高。这是当时的政策没有明确禁止的事项。那些孩子没有用侵入式接口，但他们的老板在想什么，各位可以猜一猜。如果进一步的强化版套件出来——不是现在这种简易版，而是真正成熟的、排异率更低的、和AI知识库深度耦合的版本——那么大学教育本身的价值就会面临根本性的挑战。”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来，声音放得更慢了。
“立法议会那边，议长目前还没有什么正式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