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够扎实。”程远山面无表情地评价了一句，然后话锋一转，“你对时局的判断很准。如果让你做情报分析工作，你愿不愿意？”

    景兰辞怔了一下。

    他那时十八岁，刚进震旦大学，虽然从小在官场世家长大，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但“情报工作”这四个字，离他还太遥远。

    景世恒替他回答了：“他愿意。”

    景兰辞看向父亲。景世恒的目光深沉。

    “明漪，”景世恒的声音很低，“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但今晚，你只需要回答我一句话——你信不信爸爸？”

    景兰辞沉默了三秒。

    “信。”

    从那天晚上开始，景兰辞知道了三件事。

    第一，他的父亲景世恒，上海特别市市长，早在1927年就添加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中央特科上海站的情报负责人，代号“玉簪”。

    第二，程远山是中共中央特科上海站的站长，周鹤鸣是副站长，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第三，组织上认为他在语言、情报分析、临场应变方面有过人天赋，决定发展他入党，并培养他成为情报在线的后备力量。

    于是，第二天，十八岁的景兰辞在周鹤鸣的办公室里，对着一面小小的党旗宣了誓。

    他入党的事，没有告诉除了组织外的任何人。

    顾枕戈不知道，他的母亲也不知道。在他们眼里，景世恒是上海市长，他的儿子是震旦大学的高材生，他们过着体面又安稳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