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郝铁握住她的手。
“对了，今天有个客人，问我们能不能开分店。”苏晴笑着说，“她说她住城东，过来太远，但听说这里能帮忙，就想来看看。”
“分店？”郝铁摇头，“一家店就够我们忙了。”
“但她说的也有道理。”苏晴靠在他肩上，“一个城市这么大，需要帮助的人散在各个角落。如果……如果每个区都有一家这样的地方呢？”
郝铁没回答。他想起“工友之家”的赵先生，想起林教授，想起陈律师，想起那些来帮忙的学生、志愿者。一家店的力量确实有限，但如果有很多家店，很多人，很多组织连接在一起呢？
也许，那就不再是一颗石子，而是一片堤坝。也许，真的能挡住些什么，改变些什么。
元旦过后，江城进入了最冷的时节。
咖啡馆的暖气开得很足，玻璃窗上凝结着水珠。下午，店里人很少，郝铁在吧台后磨豆子，苏晴在二楼布置书屋的最后几个书架。
门被推开，冷风灌进来。一个穿着旧军大衣的老人走进来，手里拎着一个蛇皮袋，在门口踌躇。
“请进，随便坐。”郝铁招呼。
老人犹豫了一下，走到最近的桌子坐下，蛇皮袋放在脚边，发出金属碰撞的轻微响声。
“喝点什么？有热水，免费的。”
“不用，不用。”老人连连摆手，声音沙哑，“我……我听说这里能帮忙？”
“能。您遇到什么事了？”
老人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叠泛黄的纸。他小心翼翼地把纸摊在桌上，郝铁看清了——是工伤认定书、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法院判决书，时间跨度长达十年。
“我叫王德顺，五十八岁。”老人说，手指颤抖地抚过那些纸张，“十年前，我在建筑工地摔伤了腰，鉴定为六级伤残。法院判了，公司要赔我二十三万。可老板跑了，公司注销了，我一分钱没拿到。”
他抬起头，眼睛浑浊，布满血丝：“我找了十年。信访、法院、政府，都去了。都说没办法，人找不到，公司没了。可我……我需要钱治病。腰越来越不行了，下雨天疼得起不来床。老伴去年走了，儿子在外地打工，挣的钱刚够他自己花。我……”
他停住了，低下头，肩膀垮下来。那是一个被时间、被生活、被一个十年的悬案彻底压垮的脊梁。
郝铁看着那些纸张。判决书是2016年的，已经过去十年。公司确实注销了，法定代表人查无此人。工伤赔偿没有优先受偿权，公司一注销，债权债务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这是一个几乎无解的死局。
但老人坐在那里，用全部的希望看着他。就像三年前，在桥洞下，他坐在黑暗中，希望有人能给他指一条路。
“王叔，您这些材料，能放我这儿几天吗？”郝铁说，“我找律师看看，也许……还有办法。”
老人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黯淡下去：“没用的，我问过好多律师，都说时间太久，公司都没了，没办法。”
“让我试试。”郝铁说，“这几天，您每天中午过来，我这儿有免费的午餐，您来吃。晚上，二楼有张折叠床，您要是没地方去，可以在这儿住。”
老人愣住了，呆呆地看着郝铁，然后，眼泪毫无预兆地滚下来。他没有哭出声，只是任由眼泪往下掉，掉在那些泛黄的纸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我……我没什么能谢你的……”
“不用谢。”郝铁倒了一杯热水，放在老人面前，“先喝点水，暖和暖和。您的事，我们慢慢想办法。”
老人捧着水杯，哭出了声。那是一种压抑了太久的、从胸腔深处发出的呜咽，像受伤的野兽。苏晴从二楼下来，静静地站在楼梯口，眼圈红了。
那天晚上，郝铁把王德顺的材料拍照，发给了林教授、陈律师，发给了“一寸天”微信群。很快，群里的消息一条接一条弹出来。
老张：“十年前？我想想，那时候我在哪个工地……”
刘建军：“公司注销了，但当时的股东呢？能不能追究股东责任？”
小赵：“有没有可能走司法救助程序？”
陈律师：“我查一下这个公司的工商信息。注销了，但注销前有没有清算？股东有没有抽逃出资？”
林教授：“这个案例很典型。工伤赔偿的优先受偿权问题，一直是立法空白。我正在写相关论文，可以拿这个当案例，呼吁修法。”
郝铁看着屏幕，一条条信息滚动。他知道，王德顺的案子可能永远也拿不到那二十三万，可能所有的努力最后都是一场空。
但至少，此刻，有这么多人在想办法，在为一个素不相识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