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岸上流的血，是他们在那些苏联炮长不在的时候自己摸索着开炮时被后坐力撞断的锁骨，是他们在那些被国民军的飞机炸平的阵地上再也站不起来的身体。

    但此时此刻，他不能拒绝。因为拒绝就意味着可能暴露身份。

    “是，许政委。”王汉彰说。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王汉彰返回帐篷时，帐篷里的其他人都在看着他。卡帕蹲在他的铺位上，手里还抱着那台莱卡相机，他的嘴巴微微张着，像是想说什么，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个德国人汉斯，坐在他的铺位上，两条腿伸在过道里，手里拿着一本书，但他的眼睛没有在看那本书，而是在看王汉彰。他的目光是平静的，那个从巴黎来的印刷工人皮埃尔，站在帐篷的入口处，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身体靠在帐篷的支架上，嘴里叼着一支烟，烟灰已经很长了，他没有弹掉，就那么让它悬在那里，像一根快要断了的、灰白色的、细细的树枝。

    拿起那个从法国带来的背包，王汉彰走到帐篷的入口处，在皮埃尔身边停了下来。他没有看皮埃尔，只是从口袋里掏出那半包西班牙本地烟，抽出一支，叼在嘴里，点燃，然后把剩下的烟塞进了皮埃尔的上衣口袋里。

    皮埃尔的身体震了一下，开口说：“Bonne chance, n a.”（祝你好运，我的朋友。）他的法语带着巴黎口音，那个“n a”从他嘴里出来的时候，柔软得不像是一个在印刷车间里干了十年的人会说出来的话。

    王汉彰点了点头。他没有说“再见”。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说了“再见”就再也见不到了。不是因为距离远，不是因为路难走，不是因为战争太残酷而是因为在某些时刻，说“再见”太轻了，轻到像是一粒沙子掉进了大海里，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 他宁愿不说。让那个“不说的再见”在心里多待一会儿，让它在那个“不说”的空隙里，多停留几秒钟。

    从帐篷里出来，许泽铭已经等在了门口。他们走到了营地门口，来到了卡车后面。王汉彰走到卡车的后厢，把行李袋先扔了上去，然后双手抓住车厢尾部的铁栏杆，左脚踩在车厢底部的踏板上，身体向上一撑，翻进了车厢里。

    他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坐下来，把行李袋放在脚边，背靠着车厢的铁壁。铁壁在午后的阳光下被晒得发烫，那热度隔着衣服传到他的后背上，不烫，但很干，像是有人在用一只干燥的、温热的手掌按着他的脊柱。

    他靠在那片铁壁上，闭上了眼睛。

    卡车开了。不是从营地的入口开出去的那一瞬间，而是从营地开上公路、从公路驶向旷野、从旷野驶向哈拉马河的那个方向的时候。

    他不知道卡车开了多久。可能是半个小时，可能是一个小时。他只是在那个颠簸的、沉默的、被太阳晒得发烫的车厢里，闭上了眼睛，让自己的意识在半梦半醒之间漂浮着。

    哈拉马河前线。国际纵队第12旅的驻地。他的新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