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庚。1920年，十二岁的时候随叔叔王长庚来到法国，定居在巴黎第十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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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长庚是一战期间来法的十四万中国劳工之一，战后留在法国，在马恩河畔的一家工厂里做钳工。王雅克在巴黎的技工学校读书，学会了法语和机械修理。1931年，他在工厂同事的介绍下加入了法国赤党。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通过法国赤党的渠道，报名参加了国际纵队，准备前往西班牙支援共和军。

    第二页是他叔叔王长庚的档案。王长庚，1885年出生于中国天津。1916年来法，一战结束后，先后在勒阿弗尔、马恩河畔和巴黎的工厂工作。1925年获得法国国籍。1935年因肺病去世。

    档案的末尾附着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照片里是一个穿着工装裤、戴着鸭舌帽的中国人的照片。

    第三页是一份法国赤党巴黎第十三区支部的介绍信，证明王雅克同志是该支部的正式成员，思想坚定，表现积极，适合派往西班牙执行国际任务。信的末尾盖着一个红色的圆章，章上刻着镰刀和锤子的图案和一排法文小字。

    王汉彰把那些文件一页一页地看完，然后重新叠好，塞回文件袋里，把棉线重新绕在纸扣上。他把文件袋放在护照旁边，抬起头，看着肖恩。

    “你有三天的时间，”肖恩说，“记牢文件上面的所有内容。你的叔叔王长庚、你住过的街道、你读过书的学校、你工作的工厂、你加入赤党的介绍人。”

    “所有这些，必须变成你自己的记忆。如果有人问你，‘雅克，你在巴黎住在哪条街上？’你不能想。你必须在一秒钟之内说出那条街的名字，而且说得要像你真的在那里住过一样。”

    他顿了一下，右手从椅子扶手上抬起来，用食指在桌面上点了两下，像是在敲一个看不见的鼓。“三天之后，我会亲自送你前往法国。”

    王汉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把护照和文件袋握在手里。护照和文件袋都不重，加在一起不超过一斤。但那一斤的分量，压在他手心里的感觉，比他在靶场上举过的任何一支李恩菲尔德步枪都要重。因为那不是纸，那是他的新身份，是他的新名字，是他接下来的生活，是他要去面对的那些人的生与死。

    他转过身，朝门口走了两步，然后停下了。他站在门口，没有回头。“肖恩教官，”他说，声音不大，“谢谢。”然后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没有人。壁灯的光昏黄地照在两侧墙上那些褪色的旧照片上，照片里的人安静地看着他，像是在说“去吧”。王汉彰沿着走廊朝楼梯口走去，脚步声在石板地面上一下一下地响着，有节奏的，不急不慢的，像是在用脚步丈量时间。

    三天的时间，他从早到晚都在宿舍里背那些文件。第三天晚上，王汉彰合上了文件袋，把护照塞进大衣的内侧口袋里。

    邦坐在对面，“你要走了？”邦问。他的声音不大，语气里没有惊讶，没有追问，只有一种已经猜到了的、平静的、像是在确认一个事实的平淡。

    “暂时离开一段时间。”王汉彰说。

    邦点了点头。他没有问去哪里，没有问去做什么，没有问去多久。在豪恩斯洛农场待了八个月，他已经学会了不问不该问的问题。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床上站起来，走到王汉彰面前，伸出手。王汉彰握住了他的手。邦的手还是那样干燥、温暖、有力，但这一次，他的手握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久，久到王汉彰感觉到他的手掌在微微用力，像是在用那只手说一些他不想用嘴巴说出来的话。

    “活着回来。”邦说。

    王汉彰看着他。邦的眼睛里没有那种玩世不恭的光了，那双眼睛在那一刻变得异常清澈、异常认真、异常安静。那双眼睛在说——你是我在这个农场里交到的唯一一个不需要防备的人，所以你必须活着回来，否则我又要回到那种对所有人都保持距离的日子里去了。

    “十天后见？”王汉彰说。他故意用了邦在第一阶段结束时说过的话，用一种故作轻松的、带着一丝笑意的语气。

    邦的嘴角慢慢地向上弯了起来。那笑容不大，但很真，真到你能看到那笑容从他嘴角的纹路里像水一样慢慢地漫开来，漫到他的脸颊，漫到他的眼角，漫到他整张脸上。

    “十天后见。”邦说。

    这只是“再见”的另一种说法。此时的二人谁也不知道，他们再次见面已经是十几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