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床之间隔着一只同样漆成深灰色的铁质床头柜，床头柜的台面上放着一只搪瓷茶杯，杯壁上印着一行褪色的红色字体——“豪恩斯洛农场”，杯子里面没有水，杯底积着一层薄薄的灰。
房间的角落里靠墙放着一张木桌，桌子不大，也就能放下一本书一盏台灯的大小。桌面上有一盏铁壳台灯，灯罩是深绿色的，和天津英租界工部局里使用的的台灯一模一样。甚至在王汉彰位于威灵顿道上的家里，也有一盏一模一样的台灯，他试着拧了一下，灯亮了，灯光很暗，灯丝在玻璃泡里发出一种微微发红的橘黄色光，像是快要熄灭的炭火。
窗户下面的墙上装着一组铸铁暖气片，暖气片的表面刷着银色的漆，漆皮有些地方已经鼓起了气泡，用手指按上去能感觉到气泡下面空空的，漆皮随时会碎掉。他把手贴在暖气片上试了一下，暖的，温度不高，但在这间没有其他取暖设备的木屋里，那点微弱的暖意已经足够让他在进门后第一秒钟就注意到了它的存在。
房间没有上下水。没有水龙头，没有洗脸池，没有卫生间。这意味着洗漱和如厕都要去外面的公共设施——公共厕所在木屋尽头的一间单独的砖房里，王汉彰刚才走过的时候看到了，砖房的窗户上镶着磨砂玻璃，门是关着的，从门缝里透出一股混合了石灰和消毒水的刺鼻气味。
这样的居住环境对于王汉彰来说，比他想象的要好太多了。要知道当初在天津警察训练所时，他们居住的房屋只是木板拼起来的，晚上睡觉时，甚至能通过木板的缝隙看到星星。
但对于英国人来说，这样的环境根本无法接受。他的这个判断在几分钟后得到了验证。房间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
那人身高差不多有一米八左右，比王汉彰高出大半个头。他的身材不是那种刻意练出来的、鼓鼓囊囊的肌肉型，而是天生的、匀称的、骨架大而匀称的那种——肩膀宽而不显粗笨，腰身窄而不显单薄，整个人站在那里有一种天然的、不需要任何姿态加持的挺拔感。
他的头发是黑色的，梳得非常整齐，看上去应该是涂了厚厚的发蜡、每根头发都服服帖帖地躺在自己该躺的位置上的那种整齐。那头发被梳成了一个分头，额前的头发微微向上扬起，露出下面一个饱满的、光滑的额头。
这样的发型让王汉彰想起了许家爵，那小子也喜欢梳这种看起来黏黏糊糊的发型，王汉彰还曾戏称，许家爵的头发连苍蝇站上去都打滑。
他的脸很英俊。不是那种浓眉大眼、棱角分明的阳刚的英俊，而是一种更精致的、更接近于古典油画中人物的英俊。他的五官每一处单独拿出来都不是特别出众的，鼻子不是特别高挺，眼睛不是特别大，嘴唇不是特别饱满，但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的化学反应。
但他的眼睛里，透出一种贼兮兮的目光。
那是一种和他的英俊长相形成强烈反差的、让人在看到的第一眼就会在心里产生一个本能的判断——“这个人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的目光。那目光不是侵略性的，不是阴险的，不是恶意的。它更像是一种永远在打量、永远在评估、永远在寻找下一个目标的警觉和狡黠。
那种目光王汉彰在南市三不管的茶馆里见过，在英租界的跑马场上见过，在那些一辈子都在跟人斗心眼、玩心术的老江湖的眼睛里见过。但他从来没有在一张这么年轻的、这么英俊的脸上见过它。
那人走进房间，站在门口，环顾了一下四周。他的目光从两张床扫到暖气片，从暖气片扫到台灯，从台灯扫到窗户，从窗户扫到天花板。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混合了震惊和厌恶的表情，像是走进了一个不应该让人类居住的地方。
“该死的，”他用一种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这根本就是马厩。我们是牲口吗？在这里住上两个月，我宁愿回到监狱里去服刑。”
他的声音不大，但语调很夸张。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把手里提着的那个帆布行李袋往床上一扔，行李袋落在棕垫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噗的声音，随后把目光看向了王汉彰。
王汉彰坐在另一张床上，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烟盒是他在南安普顿下船之后在一家杂货铺里买的，英国产的“三五”牌，烟盒是深蓝色的，上面印着一行白色的字。他用拇指弹开烟盒的盖子，从里面抽出一支，递了过去。
“来一支？”
那个人的头从床垫上抬起来，看了一眼王汉彰手里递过来的烟，然后咧嘴笑了。那笑容不是礼貌性的、社交性的回笑，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的被什么东西取悦了的、真诚的、灿烂的笑。
“哦，真是太感谢了！”
他接过了香烟，用右手的两根手指夹着，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只银色的打火机。那只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