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赚钱……赚尽可能多的钱。”
“其次，建立更广泛的关系网。”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准备好退路。”
每一个字都像钉子，敲进他心里。这不是建议，这是命令，是来自那个庞大帝国代理人的指令。但王汉彰知道，詹姆士先生说得对。在这个乱世里，没有钱，没有人脉，没有退路，就像没有根的浮萍，一个浪头打过来就没了。
他想起自己的父亲。那个敢于为工友出头的修造厂工人，一辈子靠力气吃饭，最后死在日本人监工的铁头皮鞋下。父亲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把力气和无知者无畏的勇气。所以当灾难来临时，他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
王汉彰走了另一条路。一条更脏、更黑、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上的路。他捞偏门，走江湖，周旋于日本人、英国人、军统、赤党之间，像走钢丝一样维持着危险的平衡。
他赚了很多父亲想都不敢想的钱，认识了父亲一辈子也接触不到的大人物，手里攥着能决定一些小人物生死的权力。
可本质上，他和父亲有什么区别呢？不都是在乱世里挣扎求生的蝼蚁吗？
只不过父亲选择站着死，他选择跪着活。跪着，但手里要攥住点什么——钱，人，枪，情报，什么都行。只要手里有东西，就还有讨价还价的资本，就还有在泥泞里打滚的力气。
他需要开始布局了。就像詹姆士说的，赚钱，铺路，准备退路。乱世如棋，他王汉彰或许只是棋盘上一枚不起眼的棋子，但他要做的，是让自己这枚棋子，在棋局终了前，不被吃掉，甚至，有机会反将一军。
“彰哥，回洋行吗？”张先云的声音从前座传来，打断了他的思绪。
王汉彰睁开眼。车子已经驶出了马场道，拐上了更繁华的中街。法租界的街道比英租界更热闹些，两旁商铺林立，行人如织。穿着旗袍的摩登女郎挽着西装革履的男伴，黄包车夫在人群中灵活穿梭，卖报的报童挥舞着报纸大声叫卖——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正常，那么充满生机。
可王汉彰知道，这份正常是脆弱的，像一层薄冰，底下是汹涌的暗流。《停战覚书》已经签了，日本人的刀就悬在头顶，什么时候落下来，只是时间问题。
“不。”他坐直身体，声音恢复了平时的沉稳，“去法租界中街，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坐落在法租界中街最显眼的位置，一栋三层高的花岗岩建筑，有着巨大的罗马柱和拱形窗户，门口站着穿制服的印度门卫，红头巾，大胡子，表情肃穆得像庙里的金刚。这里是大英帝国在华北金融势力的象征，也是无数中国商人、官僚、军阀存放心血和秘密的地方。
王汉彰是这里的常客。泰隆洋行的主要资金往来都通过汇丰，他和分行经理史密斯也有几分交情——那种建立在金钱和利益上的、客气而疏离的交情。
车子在银行侧门停下。这里不像正门那么显眼，通常是VIP客户的通道。张先云先下车，和门口的门卫低声说了几句，门卫点点头，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朝对讲机里说了什么。
不多时，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系着领结的中国职员快步走出来，脸上堆着职业化的笑容：“王先生，史密斯经理正在等您，请跟我来。”
王汉彰整了整西装——还是昨天那身深蓝色凡尔丁，在车里坐久了，有些皱，但勉强还能见人——跟着职员走进银行。侧门里面是一条铺着大理石地板的走廊，墙壁是深色的实木护墙板，挂着几幅维多利亚风格的油画。空气里有种特殊的味道——是钞票、墨水、雪茄和旧木头混合的气味，象征着财富和权力。
史密斯的办公室在二楼尽头，一扇厚重的胡桃木门。职员轻轻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低沉的英伦腔：“请进。”
推门进去，办公室很宽敞，足有五十平米。一面墙是整排的书架，摆满了精装书和文件夹；另一面墙是巨大的落地窗，窗外是法租界的街景。房间中央是一张巨大的红木办公桌，桌后坐着史密斯——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金丝眼镜的英国人。
“王先生！”史密斯站起身，绕过办公桌走过来，伸出手。他的中文很流利，只是带着明显的英国腔，“好久不见。听说你前阵子病了，现在可好些了？”
“好多了，谢谢史密斯先生关心。”王汉彰和他握了握手，力度适中，时间恰到好处，“冒昧打扰，实在是有急事。”
“坐，请坐。”史密斯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两张皮质扶手椅，自己回到桌后坐下，“张先生在电话里说得很急，是生意上有什么问题吗？”
王汉彰坐下，张先云安静地站在他身后半步的位置。职员端来两杯红茶，放在桌上，又无声地退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三人。王汉彰没有立刻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