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来。方女士稳稳地接过，端详了片刻，里面封存着通透的深琥珀色液体，但瓶身上面并无标记。从酒液的质感和色泽来看，其品质绝对不差。

    “今天扫你兴致的赔礼。”萧翊文冲她点了点头，“托我在格林斯顿的一个朋友搞到的，准确说来是没在市场流通的私酒，本来想自己喝的，送你了。卡兰丹湖堡产区出品的，有点年头了。”

    “那你还挺大方的。”方女士的嘴角也挂上了笑意，“我就不客气了。之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再找我吧。”

    目送老友的身影消失在街角，萧翊文召了辆车回自己定的酒店，打开通讯仪查收之前的消息。

    庄淼一直在勤勤恳恳地给他发跟进的物流情况，并询问明日的日程安排。事情并不算多，上午要去一趟联邦最高法院，再次确认调卷令申请，运气好的话能撞上一两个大法官或者他们的助理。下午要去一趟《夏尔德邮报》的总部——承蒙伍德沃德女士和此报主编帮忙，两党之争是否应该波及教育和科学体系的争论在社会上也颇有声量，值得专程一趟道谢。晚上倒是没什么安排，作为律师，他总不能一直陷入无止境的社交泥沼中，这对于在联邦最高法院打官司无甚帮助。

    与大部分下级法院需要现场传唤证人、呈列证据的庭审规则不同，当一起案子被上诉至最高法院后，大法官们将不再关注证据的“真实”与否——这些都应该在州法院和上诉法院阶段就已经确认完毕。每一位大法官拿到的案卷卷宗都包含了完整的证据和证词，在签署调卷令之前他们至少会粗读过一遍卷宗，因此联邦最高法院光在决定调卷这一步上往往都要卡至少一个月。

    而到了口头辩论这一环节，大法官们更在意的是法理上的问题，也即这起案子的下级司法意见是否违背了宪法，或与现行联邦法律相冲突。这就是为何能代理联邦最高法院案件的律师堪称是凤毛麟角，他们除了有强悍的业务能力，也要有足够的理论基础去试图说服九位目前法学理论界最“权威”的人接受自己的司法观点——这可比法学院的毕业答辩难多了。

    想及此处，萧翊文蹙了蹙眉，便立即拨了个通讯。通讯对象刚加不久，躺在通讯列表里的第三行，备注是一个朴实无华的大名——莱文·伯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