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搞了这么多年的国防科研，有一个内核问题一直没解决——战场感知。炮打得再远，得知道往哪儿打。部队跑得再快，得知道往哪儿跑。以前靠什么？靠侦察兵往山上爬，靠电话兵往前线拉线，靠指挥部参谋在地图上推演。这些手段，面对现代化战争，越来越不够用。”他把粉笔头扔进粉笔槽，“而我们现在手里这套东西——‘天工’能看，‘东方红’能传，‘触手’能摸。三位一体，就是一张天网。这张网一旦织成，从最高的太空到最低的单兵，所有的信息都连在一起。到那时候，我们的部队就不是一支传统意义上的军队了。”
“那是什么？”陈岩问。
“一支活在信息里的军队。”林建说完，把烟塞回口袋，“开会吧，把这事儿定下来。”
会议室还是那个会议室。长条桌，十几把椅子，搪瓷缸子排成一排。窗户外面那棵老槐树已经落光了叶子，骨架似的枝干戳在灰色的天幕上。
这次参会的人比上次少，就六个。林建、陈岩、小马、老王，加之李副部长和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赶来的周教授。周教授五十出头，专攻无线电通信，头发掉得差不多了，剩下一圈围在耳朵上面，像戴了个发箍。他之前参与了“东方红”的遥测数据链设计，算是这个项目的外围顾问。
林建把黑板推到会议室一端，上面已经画好了系统架构图。他没用讲稿，直接指着图开始说。
“两样东西。一，便携式卫星通信终端。系列卫星中继，超视距实时通信。初期重三十斤，背包式，单人携带。通信速率不高——传语音勉强够用，传数据按字节算——但能传坐标、短报文、简码指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前线侦察兵在任何地形条件下，只要头顶没被钢板盖住，就能跟后方保持联系。”
他顿了顿，翻到下一页。
“二，热成像探测器。基于硫化铅或锑化铟，先搞液氮制冷的，能探测到人员和车辆的热信号。初期体积相当于迫击炮炮管，配三角架使用。适合前沿观察哨、狙击小组、装甲侦察车。”
他把这两样东西在黑板上并排画了两个圈，然后画了一个大圈把它们包起来，写上“触手-I型”。
“这两样东西，加之我们已有的微型晶体管电台、指北针、地图板，集成成一个单兵作战子系统。后期再迭代，把热成像缩到手持大小，把通信终端压到十斤以内，再加一个简易的单目显示器——能从卫星接收战场态势信息。自身位置、友军位置、敌军集结局域概略提示，全都投射到眼前。”
他把粉笔放下。
“这就是‘触手’系统。”
周教授站起来，走到黑板前，弯腰看了看林建画的电路草图。看了好一会儿，他直起腰，表情说不清是惊还是疑。
“林总，我说句实在话。你这个通信终端的架构——UHF上行，VHF备用，中继转发，多址接入——这个思路是对的。四十年代末我在约翰牛的期刊上看过几篇关于卫星通信可行性研究的论文，但那些都只是理论推导，连样机都没有。你把一个理论概念直接做成了工程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了基带处理、信道编码、天线馈电——甚至连电池组的热管理都考虑到了。”他摘了眼镜擦了擦，“你是怎么想到的？”
“因为我手里刚好有一整套数据链。”林建说得很平淡，“‘天工’的遥操作数据链，双向、低延迟、加密。‘东方红’的SAR图象下传数据链，高带宽、大容量。这两套东西的通信协议、调制方式、纠错算法都是现成的。搬下来，缩一缩，就是卫星通信终端。”
周教授愣了愣：“搬下来？从卫星上直接搬？”
“技术原理是通的。天上飞的是一套收发系统，地上背的也是一套收发系统。区别就是天上的功率大、天线口径大，地上的得省电、轻便。把电路参数重新匹配一遍，把功率放大器换成功率更小的，把天线从抛物面换成折叠八木数组——就成了。”林建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这不是什么从零开始的发明，是经验往下传。”
周教授坐下来，端起自己的搪瓷缸子，没喝，又放下。他要消化一下这个信息量。
李副部长坐在桌子那头，从会议开始就没说话。他面前摊着笔记本，上面一个字没记。不是不记，是光顾着听了。他的眼睛亮得很——不是那种激动的亮，是那种猎人看见了猎物踪迹的亮。
“我说两句。”他把笔记本合上，往前探了探身子，“我是带过兵的人。四几年打鬼子，四六年打老蒋，我都在前线。当团长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不是对面人多，不是炮火猛，是不知道。不知道敌人在哪儿，不知道友军在哪儿，不知道自己的兵冲到哪里了。电话线一炸就断，传令兵跑一趟要人命，有时候打了一夜，天亮才知道自己的部队已经打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