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婉清的归来带来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最新消息和在华北前线的见闻，也带来了张学良更加隐晦却坚定的嘱托。
张宗兴、杜月笙（通过心腹传递消息）、洪帮司徒美堂（派来了新的联络人）以及刚刚抵达的苏婉清，进行了一次极为秘密的会谈。
“少帅的意思很明确，”
“华北局势已不可为，《塘沽协定》是屈辱，但也是无奈。”
“他希望我们在南方，尤其是在上海，能更大程度地牵制日军，制造声势，让日本人，也让南京方面看到，中国人没有屈服。”
“杜爷已经通过各路渠道，将日本人试图暗杀……那位女士（他谨慎地没有提婉容的名字）以及在前几日的冲突中造成我方人员伤亡的情况，透露给了几家有影响力的外国报纸。租界工部局那边压力很大，对日本人的行为表示了‘遗憾’。”
洪
“司徒老大说了，需要人手、需要船只水路，洪帮义不容辞！咱们的弟兄别的没有，就是不怕死！他小鬼子敢再来，定叫他们尝尝咱们洪家刀法的厉害！”
张宗兴默默听着，手指在地图上缓缓划过上海及周边区域。
“舆论压力有用，但不够。日本人不会因为几篇报道就收手。我们需要更实际的行动，打疼他们。”
“他们的仓库、运输线、在租界外的小型据点，都是目标。行动要快，要狠，打完就走，让他们疲于奔命。”
他看向苏婉清：“苏小姐，你熟悉北方情况，也懂日语，以后情报分析和对外联络，要多倚重你。”苏婉清郑重点头。
婉容坐在稍远处的角落，安静地听着，手中做着一些缝补的活计作为掩护。
她没有参与讨论，但每一个字都听在耳中。
她看到的是一个不同于深宫和傀儡朝廷的世界，这里的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摒弃前嫌，冒着生命危险在行动。她心中那股想要做点什么的愿望，愈发强烈。
《塘沽协定》的签订，如同一剂猛药，虽然暂时缓解了军事上的直接冲突，却加剧了国内政治的矛盾，也激发了更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
北平。学生的抗议浪潮并未因军警的阻拦而平息，反而转向更深层的组织化。
一些进步学生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雏形组织，开始秘密学习军事知识，讨论马克思主义，并尝试与校工、城郊农民接触，进行抗日宣传。
救亡的呼声，从街头呐喊开始向基层渗透。
上海。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由鲁迅、茅盾、夏衍等人发起，多个左翼文化团体联合成立了“中国文艺家协会”，明确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呼吁文学艺术为抗日救亡服务。
电影公司顶住压力，开始拍摄《壮志凌云》等隐含抗日主题的影片，剧场里上演着《回春之曲》等救亡戏剧。文化的阵地，悄然燃起了烽火。
西北。红军虽然仍在反“围剿”的艰苦斗争中，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出去，吸引了越来越多寻求光明的青年。
延安，如同一颗在黑夜中闪耀的星辰，虽遥远，却指引着方向。
两广。李宗仁、白崇禧利用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加快了整军备战的步伐。
他们不再仅仅停留在口头抗议，而是开始实质性扩充桂军，修建国防工事，并与福建等地的反蒋势力秘密接触，酝酿着更大的动作。
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矛盾，因对日政策的分歧而日益公开化。
溥仪在伪满皇宫里，并非完全与世隔绝。
一些被严格审查后“允许”他看到的报纸，以及吉冈安直偶尔“无意”中透露的信息，都让他对外面的风起云涌有所感知。
他知道全国都在抗议《塘沽协定》，知道学生、工人们在请愿示威，知道“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一种复杂难言的情绪在他心中翻滚。
一方面，他嫉妒，嫉妒那些可以自由表达愤怒、可以为国家呐喊的人，而他只能做一个沉默的傀儡。
另一方面，他又感到恐惧，抗日的浪潮越汹涌，他这个依靠日本人存在的“皇帝”地位就越发显得滑稽和脆弱。
他更加频繁地召见侍从，询问“皇后丧仪”的后续安排（尽管婉容“已死”多时），试图用这种形式上的忙碌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和不安。
只有在夜深人静，对着苏婉清冒险送来、又被他秘密藏起的那张他与婉容早年合影时，他眼中才会流露出一丝真实的、属于“人”的痛苦与迷茫。
安全屋的夜晚，往往在紧张的会议和准备后，会有一段难得的宁静。
张宗兴在检查完各处岗哨后，常会看到婉容和苏婉清姐妹在仓库角落隔出的小空间里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