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市区的路上，我坐在叶知秋的车后座，窗外是飞速倒退的路灯和行道树。城市的夜景从我眼前掠过，像一个不停切换的幻灯片。
叶知秋开车很稳，但车速不慢。林峰坐在副驾驶座上，一直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从他偶尔蹦出的“档案”“年份”“退休”这几个词来判断，他应该是在帮我联系那个退休研究员的事。
到了我家楼下，林峰挂了电话，转头对我说：“查到了。那个人叫周正清，今年六十七岁，退休前是第三人民医院心理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和你爸共事过六年。他现在住在城南的养老院里，老伴去世了，儿女都在国外。”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不过他现在的状况不太好——有轻微的阿尔茨海默症，记忆时好时坏。能不能从他嘴里问出有用的东西，得看运气。”
“明天一早我就过去。”我说。
“我陪你。”林峰说，“白天我调休，正好有空。”
“你不用跟进顾北辰的案子？”
“案子有其他人盯着。”林峰说，“而且，我觉得你这边能找到的线索，可能比我们翻档案还管用。”
我没拒绝。在这种时候，多一个人帮忙，总比我一个人瞎撞强。更何况林峰是刑警，有他在，至少能保证我不会被当成可疑人员抓起来。
第二天早上七点，林峰准时出现在我家楼下。
他换了一身便装，深灰色的夹克配牛仔裤，看上去不像刑警，倒像个普通的上班族。他的车停在路边，是一辆黑色的大众，车身有点脏，后座上堆着几份文件和一瓶喝了一半的矿泉水。
“吃早饭了吗？”他问我。
“没胃口。”
“没胃口也得吃。”他从副驾驶座上拿过一个纸袋递给我，“包子豆浆，楼下早餐店买的。趁热吃。”
我接过来，没有客气。袋子里装着四个包子，还是热乎的，散发着一股猪肉大葱的香味。我拿出一个咬了一口，味道不错。
“城南那家养老院，我联系过了。”林峰一边发动车子一边说，“护工说周正清今天状态还可以，早上起来还认出了护工是谁。但这病不稳定，也许我们到了他就又糊涂了。”
“那就赌一把。”我说。
车子驶出小区，汇入早高峰的车流。车窗外的城市正在慢慢苏醒，上班族拎着包匆匆赶路，早餐摊前冒着热气，公交车慢悠悠地进站出站。一切都是那么正常，那么平静，仿佛昨天晚上在废弃化工厂里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离奇的梦。
但我心里清楚，那不是梦。
四十分钟后，车子停在了一栋灰白色的建筑前面。建筑不高，只有三层，外墙有些斑驳，但院子里种着几棵桂花树，空气中飘着一股淡淡的甜香。
养老院的名字叫“夕阳红老年公寓”，门口坐着几个晒太阳的老人，看到我们来了，好奇地打量着。
林峰在门卫处登了记，一个年轻护工带我们上了二楼，走到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门口。
“周爷爷就在里面。”护工敲了敲门，提高了声音，“周爷爷，有人来看您了。”
里面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有些含糊，但还算清晰：“谁啊？”
“是公安局的同志，找您了解一些情况。”
房间里沉默了几秒钟，然后那个声音说：“让他们进来吧。”
护工推开门，我和林峰走了进去。
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一张单人床靠墙摆着，床单是浅蓝色的，叠得很整齐。窗户开着半扇，风吹进来，窗帘轻轻摆动。窗台上放着几盆绿萝，长得郁郁葱葱。
周正清坐在窗边的藤椅上，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外面套着一件灰色的毛线背心。他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很深，但眼睛还不算浑浊，看人的时候有一种专注感。
“你们是公安局的？”他看了看我们，目光在林峰的证件上停留了一会儿。
“是的，周老师。”林峰收起证件，拉了把椅子在老人对面坐下，“我们今天来，是想跟您打听一个人——沈卫国。您还记得他吗？”
老人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但他的手在藤椅扶手上轻轻握紧了一下。
“沈卫国……”他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像是在咀嚼这个词的味道，“我记得。他是我带过的研究员，在心理研究中心工作了八年。”
“能跟我们说说他吗？”
周正清没有立刻回答。他转过头，看向窗外的那几盆绿萝，沉默了一会儿。
“他是个聪明人。”老人缓缓开口，“非常聪明。在我带过的所有研究员里，他是最有天赋的一个。对心理学理论的理解非常透彻，实验设计也很有一套。”
他停了一下，声音低了几分：“但他也是个固执的人。一旦认定了某条路，就拉不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