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此案已经成了一起案发现场消失、物证严重缺失的案件，俨然是一座没有任何提示的迷宫。
根据多年的刑侦经验，关鹤鸣认为犯罪嫌疑人就在警方画定的圈子里。
可是，为什么他一次次作案，又能一次次全身而退呢？不是他用了障眼法，就是警察自己障了自己的眼。排查中漏掉了，这种可能性极大。排查漏掉，无外乎两种情况：其一是排查条件本身定得有问题；其二是民警工作不细致，或者出现了“灯下黑”。
案子过去三十年了，现在再重新大规模排查，显然已经失去了条件。该从哪里突破呢？
徐佳良有备而来，对案件相当熟悉。也许对他的魁梧身材来说，椅子有些窄了，坐久了很不舒服。于是，他挪了挪椅子，坐正身体后说：
“我们当时给出的条件，是身高一米七五，体形中等，会熟练使用枪支，会骑摩托车。这个条件，应该说比较精准，但人还是漏了。总结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当时的刑事技术装备、条件相对落后，现场勘验的理念同现在有差距。比如说，当时不懂什么是DNA，对犯罪嫌疑人抛弃的衣物上的汗斑只做了血型检验。另外，受时代的影响，对犯罪的动机和目的认识不清晰，究竟是针对特定对象的抢枪后报复杀人，还是针对不特定对象的仇视社会犯罪，认识不统一。由于被害人身份的特殊性，调查不深入，排查工作不到位。此外，当时推断年龄在二十五至三十五岁之间，现在看依据不足。实际上，犯罪嫌疑人用面罩遮脸，且案发于天黑以后，很难推断犯罪嫌疑人的年龄。现在重新来搞这个案子，难度又增大了。”
说完，徐佳良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拿起金属打火机，“叭”的一声打开盖子，火光亮起，点燃，深吸了一下。
听到这里，关鹤鸣想起了一个传闻。
当年在排查此犯罪嫌疑人时，一名派出所民警所管片区人口多，一个人一个人地拉皮尺量身高速度太慢，于是脑洞大开，拿了一根竹竿，先用尺子量好一米七五的长度，然后截下来。他带着这根竹竿去排查，用竹竿一比，“超高了”、“不够高”，一目了然。
表面看来，这个方法还真提高了效率，但实际上体现了民警机械操作的弊端。侦查中推测出的任何一个条件，都只是参考，必须要结合现场综合分析，排查时更不能以偏概全。仅凭身高一项就排除，显然会漏掉。
关鹤鸣的眼神全照顾到了，看来没有人再打算就案件发表观点。
沉默了一小会儿，他深有感触地说：
“首案距现在快三十年了。案发时，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都还没进公安的门。虽然这案子不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发生的，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案子没破，责任落在我们这代警察的身上了。就在上个月，浙江办了一起在英中国留学生杀人案件。当时，主办这起案件的英国警察已经退休了，但是他听说案子在中国开庭了，就表示要自费来中国观看庭审，以完成心愿。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别的不讲，只讲责任心。警察这个职业，最需要的就是责任心。”
会议室里只有烟雾在袅袅地飘着。
每个人的表情都特别严肃，抽烟的人动作也渐渐慢了下来，轻了下来。
“这个案子的犯罪嫌疑人一直不能确定，造成社会上传闻很多，甚至有人把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描绘成了佐罗式的‘呼河大侠’。一起案子，伤害的不仅仅是被害人及其家属……也损害了整个公安队伍的形象，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当年的理念和条件跟现在不一样，留下来的东西很少。但是，再难，我们也得干。我们干得下来，是我们的功夫下到了。干不下来，也要把最确凿的东西留给后边的人。”
他的话发自肺腑。声音不大，语调也没有那么抑扬顿挫，但字字铿锵，像鼓槌一样敲击着每个人的心。
听了这席话，罗牧青不由得把脸转向了关鹤鸣。
她禁不住肃然起敬，对他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调到公安部工作五年了，关鹤鸣依然改不了亲自参与办案的习惯。他始终认为自己不论走到哪一步，都还是一名刑警。刑警的天职就是破案，就是维护公平正义。“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决心把这个“呼河大侠”彻底掀翻。什么“呼河大侠”，一个杀人犯居然披上了光鲜的外衣。可是，不破此案，显然无法以正视听。
“虽然我们已经失去了大规模排查的条件，并且当年的保管条件差，生物检材都失去了检验条件，但我们还是有可能破案。没有破不了的案，只有下不到的功夫。咱们还是要从找人入手。既熟悉人，又熟悉路，杀人的地点都是小街小巷，还会用枪，恐怕这样的人在呼河县并不多。我看过这个案子的资料，里面都是围绕被害人的关系圈展开的调查，很细，很好。如果不出意料的话，应该就在你们排查过的人里面。”
听到这里，大家隐约觉得关鹤鸣就要说出一个名字来了。
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