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赞其才，哀其遇，彰其功，传其神’。”李宁缓缓道，眼中闪过一丝如同阅尽沧桑般的深邃光芒，“我们首先需要充分理解并高度评价其治国理政的非凡才能与历史功绩，绝不能流露出丝毫对其事业最终失败的轻视或惋惜。要表达对其‘经纬天下’、‘济世安民’抱负与实绩的由衷敬佩，这种敬佩需是建立在对其政策具体成效的认知之上。然后，尝试帮助他跳出个人事业的一时成败，从更长的历史时段与文明演进的角度来看待其贡献。”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如同史笔般庄重而富有感染力：“王公，‘治’之大道，岂能以一时之兴衰、一姓之存亡论之？公辅佐苻坚，整顿吏治，打击豪强，使‘百僚震肃，豪右屏气’；劝课农桑，兴修水利，使‘关陇清晏，百姓丰乐’；厉行法治，举贤任能，使‘法峻政明，人才济济’；调和胡汉，促进融合，使‘戎狄混一，渐染华风’。此等功业，纵使强汉盛唐之贤相，亦未必过之。公在则秦强，公亡则秦乱，此非虚言。淝水之败，乃苻坚急于求成，未纳公言，兼之内部隐患爆发所致，非公治国之策有误，更非公毕生心血之无谓。”
“再者，”李宁的意念引向更深远的历史影响，“公之治国方略，虽随前秦而亡，然其精神遗产，早已融入华夏政治文明之血脉。公之法治精神，为后世所借鉴；公之务实作风，为能吏所效法；公之‘宰政公平’，流芳史册。后世读史者，知十六国乱世之中，有王景略者，能以寒士之身，辅佐明主，开创一时之治，使百姓得享短暂安宁，此即为乱世之中‘人’之力量与‘治’之可能性的明证。公之价值，不在前秦国祚之长短，而在其展现了即使在最混乱的时代，清明政治、有效治理依然可能，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政治智慧与精神楷模。后世之能臣良相，如唐之魏征、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其改革图治之志、务实济民之心，岂无受公遗风之启迪？”
“更何况，”李宁的意念带上了一种近乎悲悯的敬意，“公临终谏言，恳切周详，洞察隐患，实乃深谋远虑。苻坚不用公言，致有淝水之败，此非公之智有所不及，乃天命人事之复杂，非一人可逆。然公已尽人臣之极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孔子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公之所为，正是此精神之极致体现。公之一生，或许未能实现天下一统、长治久安的最高理想，但公以毕生心血，在乱世中点燃了一盏‘治世’的明灯，照亮了那个黑暗时代的一角，让后人知道，即使在五胡十六国的纷乱中，华夏文明治世安邦的理想与能力，从未断绝！此灯火虽暂熄，其光永存！”
这番话，从“肯定其具体政绩与历史作用”，到“强调其精神遗产与文明价值”，再到“颂扬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精神”，层层递进，完全站在肯定其智慧、功业与精神不朽的立场上，有力地对抗了“徒劳”与“虚无”的历史论调。
季雅适时地，以心念接续，平静而清晰地列举了后世史家（如房玄龄等撰《晋书》对王猛的高度评价）、政治家（如后世改革家对其法治与务实精神的推崇）对其才能与功业的肯定，并指出，王猛的许多政策措施，实际上为后来北魏孝文帝改革等民族融合与制度建设提供了借鉴，其影响是深远的。
温馨则通过玉尺与玉璧，将那份对“心怀天下、鞠躬尽瘁者”的深切敬意与精神共鸣，化作一种沉静而厚重的“光”与“力”，试图融入那沉重的“治世宏图”。她没有传递任何“同情”或“惋惜”，只有纯粹的“敬”——敬其才，敬其志，敬其勤，敬其虽知前途多艰仍戮力为之的担当。这敬意如同一点星火，虽无法驱散整个历史迷雾，却试图在那幅宏大的蓝图上，映照出一丝温暖的、属于“人”的价值光辉。
王猛的虚影静静地“听”着，周身的土黄色与暗金色流光不再剧烈波动，而是逐渐稳定、醇厚。那丝“盛极而衰”的隐忧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深沉、更加通透的智慧光泽。他眼中那沉毅的目光与深藏的忧虑，并未完全消失，但却被一种难以言喻的、仿佛勘破历史迷雾般的豁达所取代。他那俯案操劳的身姿，似乎稍稍挺直了一些。
良久，他喟然长叹一声，那叹息中没有了之前的沉重与悲凉，反而带着一种释然与……欣慰？
“后世……竟有知我者如尔等？”他的意念传来，依旧清晰，但少了那份被历史尘埃压制的滞重，多了一丝穿越时空的感慨，“某本布衣，蒙陛下殊遇，委以国政，敢不尽心竭力？所为者，不过欲使乱世稍安，百姓得所，华夏之道，不绝于北地而已。至于功过成败，留与后人评说。今闻尔等之言，方知某之区区事功，竟能于后世政治文明有所裨益，能令后来者知乱世之中亦有治道……如此，某虽死无憾矣。苻坚陛下待我以国士，我报之以国政。尽心而已，成败利钝，非可逆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