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文枢阁的氛围凝重而专注，空气因即将到来的大战而变得灼热。每个人都清楚，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关乎一位思想家的名誉、思想自由的价值与历史书写的公正性。他们要对抗的，不仅是司命的“焚”之力，更是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与“思想禁锢”的铁幕。空气中弥漫着无形的紧张，唯有那盏琉璃油灯，依旧散发着恒定的光热，如沉默的战友，无声地鼓舞着他们。
季雅将自己彻底埋进了浩如烟海的史料海洋。她不再局限于《明史》《明实录》的官方叙事，更深入挖掘《焚书》《藏书》的原始文本，试图还原李贽思想的形成脉络与内在逻辑；她翻阅李贽与耿定向、焦竑、梅国桢等人的通信集，体会他们之间从挚友到论敌的思想交锋；她甚至查阅晚明心学的发展史、阳明后学的分化情况，以及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用更宏大的视野解构这位“异端”思想家的内心世界。她的工作如同一位最精密的哲学侦探，将司命“赤心之焚”的幻境模型拆解为无数具体的思想交锋、情感冲突与时代背景。在文枢阁强大的虚拟演算空间中，她将这些场景一一还原，力求纤毫毕现：
“童心说”的深层剖析： 季雅详细考证了“童心说”的提出背景与核心内涵。她调取了晚明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兴起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风气由俭入奢、价值观念多元化的趋势。她发现，李贽的“童心说”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对当时虚伪理学、僵化礼教的一种反动。他所谓的“童心”，是指人最初的、未被世俗污染的纯真本性，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他认为，要保持这颗童心，就必须摆脱一切外在的教条束缚，包括儒家经典的权威。她将此思想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进行对比，试图理解不同文明背景下个体如何通过对“人”本身的重新发现来挑战旧有秩序。她特别注意到，《焚书》中《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一文，大胆驳斥“女子见短”的偏见，主张男女智慧平等，这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结论是，李贽的“童心说”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其动机是追求人性的真实与解放，不能用简单的“狂悖”或“异端”来概括。
龙湖讲学与思想交锋： 季雅重点模拟了李贽在龙湖芝佛院讲学时，与各方人士的思想交锋。她调取了耿定向《求儆编》、杨时乔《周易古今文全书序》等文献中批评李贽的言论，以及李贽《答耿司寇》《又与焦弱侯》《观音问》等反驳文章。她调用现代哲学中“范式转换”“认识论断裂”等模型进行分析。数据显示，李贽与耿定向等人的争论，本质上是两种世界观、两种方法论的激烈碰撞。耿定向等人代表的是传统的、以“天理”为核心的理学体系，而李贽则试图建立一个以“人欲”为基础的、关注个体价值的全新体系。李贽的失败，在于他的思想超越了时代所能接受的极限，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他闭门着述，非简单意义上的“避世”，而是思想先锋在强大阻力面前的无奈选择。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听众中不乏冲破家庭束缚的女性，她们对李贽思想的接受度往往高于男性士绅。
《焚书》与《藏书》的创作心路： 这是整个事件的核心。季雅详细考证了李贽创作这两部着作的具体过程与复杂心态。她分析了他在《焚书》自序中所说的“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的悲壮与无奈；她研究了他在《藏书》中对历史人物“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大胆论断，体会他“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的叛逆精神。她调用《阳明先生年谱》等心学着作，分析其“致良知”思想对李贽的影响。她对比同时代东林党人的“经世致用”思想，揭示李贽行为的独特性与超前性。数据是冰冷的：李贽确实对传统意识形态进行了空前猛烈的批判，其言辞之激烈、观点之新奇，在当时无异于石破天惊。但他的目标——打破思想禁锢，解放人性——在晚明那个沉闷的时代，具有振聋发聩的积极意义。他的行为是在“思想自由”与“社会规范”间进行的危险探索。她特别关注到《焚书》中收录的多篇与女性友人的书信，其平等尊重的态度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
诏狱自刎的心理动因： 季雅研究了李贽在诏狱中自刎这一最终选择的心理动因。她调取了明代监狱管理制度的相关史料，分析了锦衣卫审讯的残酷手段。她调用现代心理学中“习得性无助”“尊严维护”等理论，分析李贽在经历了漫长审讯和精神折磨后的心理状态。数据显示，李贽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主动选择。他深知自己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与其受辱而死，不如以自杀的方式维护自己思想的纯洁与人格的尊严。他留下的“七十老翁何所求”的绝笔诗，表达了他对生命意义的透彻理解和对死亡的无畏态度。他选择自刎，是一种主动的、带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反抗，是用自己的鲜血为“童心说”殉道。野史记载，他在自刎前曾血书“七十老翁何所求”，字迹遒劲，可见其意志之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