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中央，果然有一方宽大的书案。案上凌乱地堆放着卷轴、纸张，一方巨大的歙砚中，墨汁浓稠如血，散发出强烈的悲苦气息。一个穿着北周官服、却身形消瘦、脊背微驼的老者，正伏在案前，手持一支笔，在铺开的宣纸上书写。
他写得很慢，每一笔都仿佛用尽全身力气。笔尖蘸饱了砚中那“血墨”，落在纸上，却并非形成清晰的文字，而是化作一团团蠕动的、暗金色的雾气，雾气中隐约有字句闪烁，又迅速溃散，重新滴落回砚台，使墨汁更加粘稠。老者的官服华美，金线绣着瑞兽，但穿在他身上却空荡荡的，如同挂在枯骨上的锦缎。他的头发花白稀疏，用一根简单的玉簪束着，几缕散发垂在额前，随着他书写的动作微微颤动。
他似乎在写《哀江南赋》，又似乎在写《拟咏怀》，或者在写任何能表达他此刻心境的东西。但无论写什么，都无法成形，都无法逃脱那方砚台的束缚。书写，在这里变成了永无止境的自我咀嚼与徒劳挣扎。
李宁和温馨的出现，似乎并未引起老者的注意。他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书写与溃散中，对外界毫无反应。
“他就是庾信，暮年回望之眼中的‘自我残响’。”温馨低声道，玉尺指向老者，“但他的意识被自己的‘哀’困住了，形成了一个闭环。书写痛苦，痛苦产生墨汁，墨汁用来书写，周而复始，没有出口。我们要打破这个闭环。”
如何打破？直接攻击那方砚台或者老者？显然不行，那可能会彻底摧毁庾信残留的文魂意识。用“守护”意志强行净化？李宁尝试催动铜印，赤金色的光芒照向老者，但光芒一接触到那片暗金色的场域，就被迅速“染”上了一层悲苦的色调，变得沉重、迟滞，仿佛要被同化。庾信的“哀”太精纯、太庞大了，那是凝聚了一个时代、一个阶层、一个人全部生命重量的痛苦，简单的情绪对抗难以撼动。
“需要共鸣。”温馨仔细观察着老者书写时周围逸散的情绪碎片，“不是对抗他的‘哀’，而是理解，然后引导。找到他这份‘哀’的源头，也是他力量的源头——那份无论多么痛苦，依然要‘写下来’的执着。那是他文魂不灭的核心。”
她闭上眼，小心地扩展“天读”之力，不是侵入，而是如同最轻柔的触须，去感受、去触碰老者身周那弥漫的、粘稠的悲苦情绪场。她看到了“哀”的无数层面：有对故国覆灭的锥心之痛（“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籓篱之固”），有对屈身事敌的耻辱与无奈（“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有对人生错位的荒谬感（“昔三世而无惭，今七叶而始落”），更有对时光流逝、历史无情、个人在洪流中微不足道的深重虚无（“天道周星，物极不反”）。
这些情绪层层叠叠，浓得化不开。但温馨敏锐地感知到，在最深处，在那几乎被痛苦淹没的底层，还残存着一丝极其微弱、却异常坚韧的“光”——那是属于“文人”的本能，是“立言”的冲动，是即便知道一切都将消逝、一切都无意义，依然要用文字“记录”的固执。正是这丝“光”，支撑着庾信在巨大的痛苦中没有彻底疯癫或沉沦，反而将痛苦淬炼成了“老成”的诗文，成就了“庾信文章老更成”的文学史地位。
“找到了。”温馨睁开眼，眼中闪过疲惫与了然，“他的执念，不仅仅是‘哀’，更是‘哀而不得不鸣’。他想写，想记录，想为自己、为故国、为那个时代留下证言。但这份‘鸣’的冲动，被过于庞大的‘哀’阻塞、扭曲了，变成了现在这种无效的书写与溃散。我们要做的，是为他疏通，为他创造一个能让‘鸣’顺畅发出的‘通道’或者……‘契机’。”
“怎么创造？”李宁问，他依然维持着守护意志的屏障，抵御着周围暗金色情绪的侵蚀。
温馨的目光，落在了书案上那方巨大的、不断产生“血墨”的歙砚上。“那方砚台，是他‘哀’的凝结，也是他‘鸣’的阻塞。我们需要一件东西，能‘承受’并‘转化’这份‘哀’，将其引导向真正的创作，而不是自我循环的消耗。”
她看向李宁腰间的铜印，又看向自己手中的玉尺和金铃，摇了摇头：“我们的信物属性不完全契合。‘守’印过于刚猛炽热，可能激化冲突；‘镇’器偏于稳定和沟通，缺乏‘转化’的灵性。我们需要……一件能与‘文房四宝’、与‘书写’本身共鸣的东西，一件能承载‘老成’与‘悲怆’双重特质，并能将其升华为‘文章’的文脉信物。”
就在两人思索之际，书斋的空间忽然剧烈震荡起来。
四壁流动的墨色影像开始加速、混乱，江南山水与北地风雪疯狂对撞，宫宴笙歌与战场厮杀扭曲在一起。书案前，一直埋头书写的老者庾信，猛地抬起了头。
那是一张苍老、疲惫、布满深刻皱纹的脸。但最令人心悸的是他的眼睛。那双眼睛没有焦距，空洞地“望”着虚空，眼角不断渗出的，不是泪水，而是和砚台中一模一样的、暗金色的粘稠“墨泪”。墨泪划过脸颊，在下颌凝聚，滴落，汇入砚台，成为新的“血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