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小人物不会出现在正史之中。好在周德文是徽州府出身，而徽州人喜欢做记录，这才把他的行迹留存下来。哦，对了，周德文之所以如此劳累，很有可能与阮安有莫大的关系。
阮安，字阿留，是交趾人。永乐年间，张辅平定安南之后，发现这个孩子长得秀气，头脑也不错，便把他带回京城，留做宦官。
没想到阮安这个人，是个工科奇才，很快就把兴趣转移到营建上来。他的天赋高到什么程度呢？连图纸都不用看，只要实地用肉眼勘测一下，尺寸方位就都算出来了。工部官员只要按照他给的数据，直接执行，绝不会出错。
在修建北京城以及疏浚漕河的一些大工程中，阮安都有所参与。史料记载“自永乐中已遣太监阮安营北京城池、宫殿、诸司府解，工部特奉行而已”，给阮安的权限大得惊人。不过阮安那会几年纪还小，未受重用。到了正统年间，他终于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
当时的北京城，还不是后世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格局。在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节点，北京只有紫禁城、皇城与外城，正阳门以南的广大区域（今所谓南城）还没包括进来。要一直到嘉靖年间，才将这个区域全部囊括进城区范围。而且外城城墙多为夯土结构，九门之上也缺少城楼、瓮城和箭楼。
正统皇帝雄心勃勃，打算对北京城进行一次大规模扩建，包括把城墙用砖头包砌、开挖太液池南海、建起九门城楼，还有更重要的，要在九门设置九道水闸，疏浚通济河以解决京城水灾问题。
本来这项工程该是工部侍郎蔡信主持，蔡信苦着脸说必须征调十万民夫，以及相当的材料费，否则这事办不了。正统皇帝又找来阮安，阮安说一万人够了，材料费一分不用花。
他直接征调了一万多京营士兵，没有惊扰民间，而且使用的材料，还是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在库房里寄存的材料，无须额外从外地征调运输。在阮安天才般的统筹之下，这一系列大工程多快好省地完成了。
此后他被连续委以重任，包括三大殿的重建、诸部公解的重建、漕河疏浚、河流治理等等，简直就是大明朝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甚至到了晚年，他还被派去治理张秋河，并死在了工地现场。
时人对阮安的评价极高：“清介善谋，尤长于工作之事。北京城池、九门、两宫、三殿、五府、六部及塞杨村驿诸河，凡语诸役，一受成算而已。后为治张秋河道卒。”更难得的是，阮安只对工程本身有兴趣，对钱财毫无兴趣。皇帝给他的赏赐，他都还回去了。在阮安死后，行李里连十两银子都没有，作为多个工程的经手人，如此廉洁，实属罕见。
《孤树衷谈》里还记录了关于他的一则小八卦：宣德临死之际，有个叫阮安留的宦官随侍在身边，他说皇帝崩时“肤肌燥裂犹焙鱼，以烈剂”。这个“阮安留”即是“阮阿留”，正是阮安的小名，说明在宣德一朝，他与皇帝是颇为亲近的。
说到阮安修建九门九闸，还有一件事必须跟大家讲讲。
小说里描写了京城大雨成灾，紫禁城外洪水滚滚，主角驾棺漂浮而出。这个桥段虽是杜撰，但也绝非凭空得来。
水灾一直是明代北京城最为头疼的麻烦。虽然京城身处燕北干燥之地，可一旦下起暴雨来，势头丝毫不弱于南方。每年从五月底到八月底，京城都会面临暴雨成灾的窘境，动辄水淹盈尺，把半个城区都泡在水里。明代相关的文献中，隔三岔五就能看到“都城摧塌者，几百余丈；室庐垣墙寝妃，动以万计”“雨水霖露，动经半月，倾颓墙屋”之类的描写。
李时勉特别介绍过京城的气候规律：“今岁正月不雨，至于四月。四月凡三得雨，虽未厌足，然人皆喜。五月朔日始大雨，朝野相庆。自是淋淫不绝，晴无连三日者。有时雨骤，至沟渠泛溢，街巷水没焉，墙屋颓毁相望。”
比如在永乐四年八月，北京遭遇水灾：“坏北京城五于三百二十丈，天棚、门楼、铺台十一所。”居然把城墙泡塌了五千多丈，这个破坏效果实在惊人。再比如正统四年五月：“大雨骤降，自昏达旦。城中沟渠，未及疏浚。城外隍池，新瓷狭窄，视旧减半，又作新桥闸，次第壅遏，水无所泄。”这次灾害，足足冲毁了官舍与民居三千三百九十区，溺死男女二十一人。
成化六年与十三年，爆发了两次京城水灾，受灾人数都在两千户以上，这可是京城里的居民。弘治二年七月，出现了一场“数十年来水患，未有甚于此日者也”的大灾，受灾人数更是骇人。
这些水灾，大到什么程度呢？
嘉靖二十五年曾经有过一次水灾，洪水淹没了承天门（今天安门）外的诸部衙署。其中刑部的监狱地处低洼，率先被淹没。当时牢房里有一千多个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