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孔子晚年编辑“六经”
较少。我宁愿相信陶寺和二里头古国的人祭都不太多,也 认为商朝中期还曾发生过一场反人祭的上层宗教改革。证据也许还不 算多,但总应该有那么一点东西,让人维持哪怕微茫的希望。

    我曾长期有一个困惑,那就是孔子对商周之变是否知情。之前十 余年里,我写过两个版本的孔子传记,都曾重点讨论孔子编辑的“六 经”及其反映的上古社会,但彼时尚未找到关于人祭记忆的证据,总 有难以言表的遗憾。而这次,经过对《周易》的解读,我逐渐推测到, 孔子晚年应当是接触到了商周之际的部分历史真相,儒家“六经”也 和后世惯常的认知很不一样。这是我之前很难想象的历史维度。

    本书利用了较多考古学领域的发掘成果,应当对考古人的工作致 谢。除了本书正文中引用的报告和著作,不能不提及考古学大家严文 明先生:他不仅对新石器时代的人祭有深入且独到的观察,如邯郸涧 沟遗址的头盖骨剥皮现象、新沂花厅遗址的族群征服与人殉等,而且 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论述尤为深刻一一从“大两河”(长江和黄河两大 流域)文化互动的过程来观察中国早期文明的萌生。这要比文明起源 的“中原中心论”或“多元论”更为深入。本书虽然未收录新石器时 代部分,但关于夏朝一二里头稻作为主的讨论,也有受严文明先生启 发之处。稻作农业在华北新石器晚期的作用,及其与中国早期文明的 关系,可能会是一个越来越显著的学术问题。

    本书的写作过程难免压抑,但回首再看的话,通过大量考古发掘 报告,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历程做一次鸟瞰式的巡览,也是颇为难 得的经历。如果说有什么宏观的感受,那就是:我觉得中国文明的重 要特点是体量太大,这是黄河、长江流域及周边的宜农地理环境决定 的;但地理也决定了古中国比较封闭,和其他文明的交流不那么便捷, 缺少参照物,独自“摸黑走路”的过程有点漫长。换句话说,要想从 那个时代走出来,主要靠文明内部的自我调节的话,付出的代价会格 外大。

    在本书写作期间,应该感谢的师友还有很多。大学时代的旧交杜 波兄,在我移家成都后提供了很多帮助。昔日老杜入蜀为客,今日老 杜蓉城作主,皆令人感喟唏嘘。研究生时的同窗、陕西师范大学的牛 敬飞兄,为我查阅图书资料提供了诸多帮助。2020年初,我有缘探 访周原遗址,包括深锁在红砖院墙中的“文王大宅”基址,彼时就投 宿在牛敬飞兄家中。带我观摩周原遗址的,还有陕师大的王向辉兄。 春寒雨雪时节,在牛兄书房纵论商周旧事,切磋上古学问,是写作期 间一掬难得的开心,也让我想起钱钱锤书先生的一句话:“大抵学问 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

    还有很多曾经帮助我的师友,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他们对我最大 的支持,其实是心理上的,让我意识到除了祭祀坑里的尸骨,这世界 上还有别的东西。

    也许,人不应当凝视深渊;虽然深渊就在那里。

    始于一页,抵达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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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带有界碑性质——作者攀爬到了该研究领域的顶端,还将是同类研究和写作绕 不过去的作品。同时,它还设立了一个出发点:凡对古典中国思想、信仰、伦理、 心态、风俗,以及军事、政治、制度、规则有兴趣的研究者或普通读者,可以先从 这本书开始你的探索。该部作品还是过往几十年社会承平和财富积累的结晶,让我 们再次进入幽暗的历史通道前,一窥我们这群人何以如此,何以至今。它将予我们 鼓励,认识自己,直面未来。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办人

    一部好的历史著作,不仅要数学家的逻辑,还要文学家的想象。由此观之,李硕的 《翦商》,宏大处堂堂正正,细微处绵绵实实:详述了人祭现象在早期华夏文明的 出现和消失,以及为什么“武王克商〃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权更替,.更是华夏文 明形成史上的里程碑式的革命。因此,我愿意以"商周变革"来归纳李硕的洞见: 对于华夏文明而言,这场变革比两千年后的唐宋变革的意义更深、更远!

    --杨斌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西泠印社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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