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六经”是截至孔子时代的符合周公精神的华夏世界社 会历史知识的总集，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基石，也是传统时代的人们了 解商周及更早时代的几乎唯一信息源。换句话说，“六经”决定了华 夏新文明独有的内核与特质，是华夏新文明的源代码。孔子时代尚还 保留着一些关于真实商文化的口传记忆，但到战国初年，伴随着各国 的变法运动，贵族社会逐渐瓦解，新的集权君主制和官僚制国家机器 建立了起来，而在这巨大的社会动荡和重组中，即便稍有文化的人也 都只能忙于适应大变革，无人会留心渺茫的上古历史传说。就这样， 有关商文化的残余记忆终于彻底失传。
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还曾先后出现道、墨、法、名、兵等学派， 但它们所拥有的古典知识根本无法和儒家相提并论，何况其对上古历 史的认识也只能来自儒家“六经”，因此，即使对儒家理论有所不满， 也无法脱离儒家知识走太远。
概而言之，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 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 国的政治过于“早熟”。而在其他诸人类文明中，神权和贵族政治的 退场，都发生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所谓近现代时期。
周公和孔子的努力维持了两三千年，直到考古学家的铲子挖出夏、
商遗址，被“六经”等古文献掩盖和误读的历史真实，才得到重新诠 释与复原。
我们被考古学改变的认知，不只是夏商。
注释
1 杜勇:《尚书?周初八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06页。另， 在《尚书?盘庚》中，盘庚的发言中也有“天命”，但陈梦家认为，“商人称‘帝 命’，无作天命者，天命乃周人之说法……此亦战国宋人之拟作”。参见陈梦 家《尚书通论》，中华书局，1985年，第207页。本书认为，《盘庚》中的“天 命”可能有西周之后的改动，但该文主体仍是盘庚时代的作品。
2 周公这方面的理论主张在《尚书?无逸》篇中体现较多。
3 按后世孔孟儒家的学说，能够完成这种角色的王者，就是“圣人”。在周公 时代的文献中，“圣”字出现得还不多，在《尚书?多方》篇中，成王云“惟 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但其含义较模糊。
4《礼记?表记》。这里区分了鬼和神，鬼指死者（先祖）的魂灵，神指上帝等 至高神或自然神。
5 “象传”分大、小两种，解释卦辞的是“大象传”，解释爻辞的是“小象传”。此外， 还有一种解释卦辞的“彖传”很可能也是周公所作。
6《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访问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 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关于《易 传?象传》的作者,史书有不同说法,《史记》认为是孔子所作。参见李学勤《周 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第46页。
7 秦国占卜师卜徒父说:“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 乃大吉也！ ”这里引用的卦爻辞不属于文王《易经》。参见《左传?僖公十五年》。
8《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年为《易经》撰写了很多种注解，所谓《十翼》 或《易传》。但司马迁这个说法有些问题，因为《十翼》并不都是孔子所写， 如《象传》和《彖传》可能是周公作品。其他篇章里常出现“子曰”，孔子 自己肯定不会这样写，它们应当是孔门弟子编写的。《周易》经传的详细知识， 可参考廖明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这本书的内容，也许会让人觉得有些陌生，甚至不适。不过，从 “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它也有很多年的酝酿过程，以及幸运的环境。
对历史有些了解的人，大都知道商朝存在人祭行为，但关于人祭 的消亡，用心探究过的人还不多，可能大都默认它伴随着历史的“进 化”历程而自然淡出了吧。这方面我有点幸运，能接触到一些较前沿 的专业知识：我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文科实验班，当时和历史系的 两位同学交流得比较多，一位是和我同级的韩魏兄，一位是高一级的 林鹄兄，他们都是先秦史方向，后来拿的也是考古学的学位。韩巍的 硕士论文是关于西周初年殷商遗民的丧葬习俗的，里面提到当时的殷 商遗民还保留着“腰坑殉狗”及殉人的传统，跟同时的周人墓葬截然 不同。那时我常听韩巍聊起这些，所以就有了一些这样的认知：商文 化与周文化很不一样。由此推论下来，商人的人祭习俗，也应当是在 周朝的大环境里被禁绝的。林鹄兄的硕士论文则是关于周人的族姓观 念的，他认为，商人等东方族群本来没有族姓，周人灭商之后才赋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