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从京师获得的此类信息，刘秀返回了家乡，他敏锐地觉察到天下的形势已经比较危急，但朝廷似乎没有足够的危机感。这或是因为关内一直比较稳定。不过，到了始建国地皇二年，“三辅盗贼麻起 ” 8 ，关内的匪患也层出不穷了。
面对源源不断呈报上来的边境战事和内地民情，王莽并非没有危机感。起初，他觉得应该以军事镇压为主，试图建立军政合一的军制，任命所有的州牧为大将军，郡长官为偏将军，县长官为校尉。
但效果不佳，不是说官僚加上军职就能打仗。
比如，在荆州，始建国地皇二年（公元21年），荆州牧发兵两万人攻打绿林兵，结果被击败，数千人被杀，辎重全部损失。绿林兵乘胜回击，攻克数县，掠夺了许多妇女和物资回到山林，军队扩充到五万多人，靠州郡的力量已经制不住了。
在关东，同样是这年，樊崇和琅琊郡及周边的叛军逐渐合流，达到数万，开始主动攻打周边县城；在姑幕县 9 ，与前来征剿的翼平连率（即北海太守，翼平是从原北海郡分出的郡）田况遭遇，并击败田况军。此后，他们从琅琊郡辗转打到泰山，势力大盛，成为关东主要的反叛力量。
而在边境，王莽派国师和仲（即国师副手）曹放增兵西南，攻打句町国，同时继续从全国征发物资转运到北方边境，以备攻打匈奴。
如此四面开花，同时进行好几场战争，王莽应接不暇，不得不认真考虑根本解决叛乱、民变以及边疆战事的办法。他下令召集群臣，不管是现任的还是退休的，开一个“擒贼战略座谈会”。
但是，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之后的群臣，都已熟悉王莽的习惯。会上没人敢说实话，却大谈叛贼是行尸走肉，很快就自生自灭。
这时，有一位故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当年汉哀帝死后曾与何武互相举荐为大司马的故汉左将军公孙禄。
公孙禄早在安汉公时期就被排斥出政坛，这反而使他在此后的诸多权力斗争中安然无恙。考虑到他是前朝能臣，又担任过高级军职，这次廷议将他一并延请。公孙禄站出来，说了一番真心话：要想平息叛乱，只靠军事讨伐是不行的，根子在内政，因此，只要杀掉七个人，告慰天下，叛乱自会荡平。
哪七个人？
一，太史令宗宣，他胡乱解释天象，把凶说成吉，诖误朝廷；
二，太傅、平化侯唐尊，根本不懂政治，以虚伪的简朴博得名位，有害政务；
三，国师、嘉信公刘歆，颠倒六经，废毁师法，还把什么《周礼》伪经立在学官，导致天下学术败坏；
四、五，明学男张邯和地理侯孙阳，他们搞井田制，使百姓抛弃农耕；
六，羲和鲁匡，设立六筦，破坏工商业；
七，说符侯崔发，阿谀奉承，阻碍下情。
同时，还要停止和匈奴的对峙，尽快和亲，恢复和平。
王莽越听越不高兴，立刻吩咐虎贲进来，把公孙禄带出会场。公孙禄所说的，几乎涵盖了新朝改制的全部内容，也就是否定王莽，他焉能不生气？这场座谈会就此草草收场。
但是，细究公孙禄所说，有些也属于书生之见。宗宣、唐尊、刘歆所做的事情，主要是观念和学术，影响在上层而非社会；张邯、孙阳负责的王田制，早已停止实际运作，大概只留了个名目。这几位委实不必为新朝形势的败坏负主要责任。只有六筦之政、崔发的谄媚和与匈奴的对峙，比较在点上。
公孙禄这一番话，王莽虽怒，却听进去了。但是与匈奴的对峙，他已经错过了和亲的机会，骑虎难下，只能将错就错；其他人里，只有鲁匡可以借来为六筦塞责，就将鲁匡贬为五原卒正（即五原郡太守）。
但这已经于事无补，流民刚起来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喂饱肚子将其平息。例如樊崇军，虽然声势浩大，但这些农夫并不了解自己在做什么，没有建立文号、旌旗、标志的意识，别说称帝夺权，连将军都不敢自称，领头的樊崇叫“三老”，其次是从事，都是基层官职的名称。他们的组织结构也简单，主要靠“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 ”等基本伦理来约束。因为，他们的愿望并不是造反，而是：
常思岁熟得归乡里。 10
就是不劫掠郡县、杀人抢劫，只是到处寻找食物填饱肚子，熬到下一茬粮食熟了，还得回家过日子。
有一次，樊崇军经过一处地方，当地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孝女，樊崇军认为，惊扰了大孝之人会得罪鬼神，不仅没有劫掠，还给这位孝女留下了米肉。 11
如果这时朝廷能够调动粮草安抚，赦免其罪，鼓励他们回到家乡，那么可能还有挽回的余地，但王莽坚持镇压，而且从中央调派了太师羲仲（太师的副手）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发兵。这支政府军所到之处，侵扰百姓，消耗物资，郡县还要做好接待。仗还没怎么打，先把经过的郡县给破坏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