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 11
意思就是：王莽觉得，只要制作了礼乐制度，颁布了改制法令，那么天下的事情就会自动变好。
既然如此，还要官僚机构有何用？
王莽的这种垂拱而治的心态，成为他改革官僚制度的主要精神，也造成他与整个官僚体系的龃龉。
儒家确实推崇垂拱而治，但不是说职官系统不发挥作用。《周礼》之所以改名为《周官》，就是因为一些儒家觉得这部书描述了儒家理想的周代的“官僚制度”。当然，事实很可能是，战国时期，儒家看到最早变法的三晋和秦国，已经开始建立适合集权政治的早期官僚体系，才创作出《周礼》，以改造法家的官制。
总之，垂拱而治是儒家对周代宗法礼乐统治的想象与寄托，天子不事必躬亲，但没有否定官僚制度及其体系。
但对王莽而言，官僚体系的意义，不是对一个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进行有效统治，而是展示儒家的神圣性。况且，儒家早在贾谊那里就想给官职批量改名了。
这就是他为什么也要给官僚机构改名，推动职官和爵位的融合，给地理行政区划改名，并设计新的俸禄制度。
刚建国的时候，他已经根据儒经改了中央机构的设置和官职的名称，例如河南太守改名为河南大尹；到始建国天凤元年，他又进一步更改郡守一级的官职名称，河南大尹又变成“保忠信卿”。
他还把行政职务和爵位挂钩，同为“太守”一级，由侯爵担任的叫“卒正”，伯爵叫“连率”，没爵位的叫“大尹”。这些有爵位的“太守”们甚至可以世袭官职。要知道，儒家讲究“讥世卿” ，认为公卿大夫士关系到治民大事，应当任贤，不能世袭。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天下郡县的改名，而且是能改则改、应改尽改，有的还反复改，改到四五次之多，同步还对郡县版图重新规划，个别的大郡如陈留郡甚至被撤销。动作激烈且复杂，以至于在当时人们就难以搞清楚全部情况了：
一类是突出京畿的重要性，三辅的六个郡改为“六队”，长安周边的郡改为“六乡”，洛阳周边的郡改为“六郊”。新朝的国土从内到外形成了从高到低的礼法秩序。
一类是纪念符命和歌颂新朝，如把“符离”改成“符合”，“沛郡”改成“吾符”，后世出土的封泥里，也有不少带“符”字的地名；新朝的“新”字被加进许多地名，如“安汉”变成“安新”，“淮阳”变成“新平”等。
一类是表达美好吉祥，比如把“松兹”改成“诵善”，“敦煌”改成“敦德”，“曲阿”改成“风美”，“乌伤”改成“乌孝”等；有时常常用反义、同义或是同音词来代替，比如“梓潼”改成“子同”，“安平”改成“安宁”，“东昏”改成“东明”，“无锡”改为“有锡”之类 12 。
后世习惯于把这次改名视为荒谬之政。但是，改名其实不无道理，因为古人重视名学，讲究名实相符。名与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概念和内涵的关系，而是不同的名背后具有一套不同的思想脉络和价值追求。新朝自认为已经从法家帝国变为儒家王朝，社会性质都变了，名字焉能不变？而且，还不能只是改一两个，必须普遍更改。
从中央改到郡县，王莽似乎还打算对县域以下的乡、里、亭进行改名，只是还没实施 13 ，就已经变天了。
俸禄制度的改革也遵循同样的逻辑。
始建国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五月，王莽颁布了新的俸禄制度，这是一份初看起来颇为振奋人心的政策，它把全国的官吏分为十五个级别，每个级别都规定了相应的俸禄，从最低的六十六斛到最高的万斛不等。
对比汉朝的俸禄体系，这个分配基本可行 14 ，而且待遇比汉朝大幅提高，理应博得各级官吏的拥护。但是王莽增加了复杂的条件：官吏的俸禄和管辖郡县的财政收入挂钩，贵族从食邑上获得的租税和食邑的财政收入挂钩，地区如果出现歉收、灾害，那么官吏、贵族要按比例减少俸禄或租税。
中央官员也逃不掉，他们虽然不直接治理疆土，但全国划片，从四辅到司卿，都被分配了不同大小的郡县，比如国师和宁始将军，就要和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挂钩，这些地方如果财政收入减少，他们的俸禄也要减少。王莽更表示，自己的开支用度也要照此办理。
如此来看，这是很有现代精神的“绩效激励体系”和“对口扶贫机制”，相当超前，以人为本，王莽自己也以身作则。在西汉，官僚也会因为歉收而减少俸禄，但从未像王莽这样系统地形成“长效机制”，如果切实可行，不失为一大善政。
但凡是对现代企业的绩效体系、奖金激励制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设计绩效系数、计算绩效所得是比较专业的知识，要以大量的数据为基础，耗费相当的人力，借助计算机才能实现。因此，王莽的这个设想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