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的影响力则持续增长，博士做了很短的时间就升迁为左内史，就是后来的左冯翊，是治理长安及周边皇陵京畿的显宦。虽然与董仲舒同为二千石，分量可是完全不同。他有时候也会向刘彻进谏，例如刘彻要打通与西南诸国的联系，公孙弘就认为此举耗费民力而无所用，向刘彻力谏，刘彻根本不听。但这些没有影响皇帝对他的敬爱，因为公孙弘为人“谈笑多闻 ”，也就是诙谐博学，很容易相处，他从来不与刘彻过分争执，即使在廷议前与同僚商量好的事情，到了刘彻面前，他察言观色，会顺着刘彻的意思改口。以至于名臣汲黯曾当着公孙弘的面向刘彻告状说公孙弘“不忠”。
“不忠”，从汲黯这个忠直刚正的人嘴里说出来，就是佞臣的意思了。但是，公孙弘自认并非佞臣，他向刘彻表达心迹，说了一句让后世更认为他是佞臣的话：
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 27
“了解我的人知道我是忠臣，不了解我的才以为我不忠”，这似乎是一句拙劣的狡辩，但史书却记载，精明无比的刘彻对这句话非常欣赏，以至于越是有人诋毁公孙弘，刘彻越是欣赏他。因为，这句话确实不是狡辩，公孙弘劝谏皇帝珍惜民力，不要好大喜功，是符合儒家之道的；他不与皇帝当面争执，也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他在廷议时“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 ”，能针对问题拿出几套方案让皇帝定夺；而且“其行慎厚，辩论有余” ，能分析出道理，举止却很厚道，这说明公孙弘确有才能，不是一味奉承，虽小节有亏，绝非佞臣。刘彻天天看在眼里，怎么会觉得他不忠。
但无论是董仲舒还是公孙弘，眼下都比不上如日中天的主父偃。
主父偃提出“推恩令”，解除了三代帝王的心头之患，被刘彻大加赞扬。主父偃也自恃受宠，大胆涉入内外朝诸多大事，他上书支持立卫子夫为皇后，令皇帝、卫青都倍感欣慰；他揭发燕王刘定国淫乱王廷，致燕王自杀，燕国绝嗣而废除，一时朝野震动，诸侯王更是听到主父偃的名字都会害怕。这些都是皇帝家事，一般的大臣避之尚恐不及，以免惹上祸端，主父偃却毫不惧怕，还把伍子胥的名言挂在嘴上：“吾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
董仲舒、公孙弘、主父偃三人都是刘彻亲自提拔，既不属于前朝旧勋，也不是外戚贵胄，可以判断刘彻对他们是有期望的。
不久，江都王刘非突然给刘彻上了一封奏书，请求赋予他兵权，他要北上帮助皇帝去攻打匈奴。此事令正在大力削藩的刘彻不太高兴，他当然拒绝了刘非的请求，可能也认为董仲舒的相国不太称职，就把他召回长安降为中大夫。
被召回的董仲舒，成了一个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不仅废相的名声不好听，品秩也从真二千石降到比二千石。当董仲舒以中大夫的身份进入郎中令官署时，中大夫主父偃、朱买臣等皆以复杂的目光注视着这位新同僚。
回到汉廷的董仲舒，渐渐看到一个与当年不一样的、更真实的公孙弘。这是一个与叔孙通很相似，以儒学取媚帝王、缺乏刚毅之气的公孙弘，是被九十多岁的齐学宿儒辕固生斥为“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 28 的公孙弘，也是一个被朝中公认的贤臣如汲黯所排斥的公孙弘，他身为皇帝宠臣，却对皇帝那些有违君德的言行很少规劝，也没有建议皇帝更化改制。
另一方面，主父偃也把董仲舒视为敌手。他没有料到，一个失职的废相，回到中央后竟然频频被皇帝召见，又是问前年夏天的下霜、五月的地震，又是问去年七月的大风，又是问今年夏天的大旱和蝗灾。皇帝最近宠爱的一位棋友，叫吾丘寿王，还有太史令的儿子司马迁，皇帝竟然令他们都跟随董仲舒问学。
主父偃可能更担心董仲舒与公孙弘都是儒家，一旦联成声气，会给他的仕途带来不可预测的影响。他去董仲舒家，趁主人还没来的时机，刻意翻找书案，窃取了董仲舒的《灾异说》，书中记录的正是董仲舒当年任太常博士时向刘彻奏对辽东高庙和高祖便殿起火时的原稿，其中“阳失节，火灾出 ”等文字历历在册。
主父偃将此书奏明皇帝，刘彻御览后，脸色不是很好看。因为“阳失节”就是说，那两次起火的原因在于皇帝。刘彻相信灾异，但对借灾异批评皇帝是高度警惕的，他召集太常博士和弟子们都来讨论。儒生们到了未央宫，主父偃把简册给博士和弟子传阅。董仲舒的得意门生吕步舒是朝廷里说灾异的后起之秀，对此颇有发言权，他指出简册里有“阳失节”的话，尤为大逆不道，认为说灾异者当死。主父偃对吕步舒称道了一番，又听了其他人的意见，召见就结束了。
几天后，廷尉的虎狼之士闯进董仲舒宅邸，将董仲舒逮入廷尉狱。一头雾水的董仲舒在狱中颇受了些苦，直到吕步舒哭着来探监，董仲舒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并觉得这次难逃一死。
一个人在死前会想什么呢？董仲舒或许会认识到：自己离权力中心其实很远，根本没有机会推动朝廷的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