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邦国到帝国的“周秦之变”，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秦统一六国后，儒学的后生子弟、徒子徒孙们，大都难以适应或是尚未觉察到儒学与帝国时代的格格不入，还沿着旧日轨迹生活。有些和秦朝合作的儒生，在“焚书坑儒” 8 中也受到重大打击。秦末战争中，项羽被楚怀王封为鲁王，项羽死后，关东地区闻风降汉，唯独鲁国不屈。刘邦围困鲁都曲阜，一度想要屠城，鲁国的儒生们却仍然讲习礼乐，弦歌不辍。
是他们驽钝愚蠢吗？是他们从容不迫吗？
似乎都不是。
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还没有适应甚至理解新的帝国时代。即使有人先知先觉感悟到周秦之变是一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儒学要不要“入局”，是去适应帝国时代，还是固守先秦的格局？这又是一个问题。
叔孙通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不仅通晓“千年大变局”，知道天下不再是共主与邦国、贵族与平民共存的场域，而是一人专制、编户齐民的帝国，而且他认为，儒学必须转型以适应这一时代。
先秦诸子都是“邦国时代”的产物，除了法家，都面临同样的“转型”问题。转型当然是方方面面的，但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与皇帝共存。
法家，打个比方说其实是“管理学”，而非“政治哲学”，没有好恶，只论效率，“法、术、势”三个字冰冷而抽象，令野心勃勃的人兴奋，令生机勃勃的人恐惧，法家是帝国时代的缔造者，是专制君主的教师 9 ，所以没有转型的困境。
墨家，是平民的政治哲学，主张选举贤人当天子。但邦国转变为帝国的结果之一，就是把邦国时代具有一定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国人、平民转变为要服兵役、徭役、劳役和缴税的编户齐民，而编户齐民几乎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一旦帝国格局形成，墨家的生存基础便不复存在，也就谈不上转型这样奢侈的问题了。
道家，干脆否认和取消了政治哲学，认为政治的目的、价值等都没啥意义。因此，道家一部分与法家合流，法家只相信严刑酷法，不相信人情，不追求正义，道家是无所谓人情，无所谓正义，两者在这个层面上一拍即合；另一部分则远离政治，或逃入山林，或归于宗教，拒绝世俗生活。但无论哪一种，都与专制君主没有直接冲突。
唯有儒家，最为痛苦。
若论本心，儒家与帝国和专制君主是格格不入的，儒家爱宗法人情，爱礼乐“大一统”，爱封建自治，爱怀柔远人，爱垂拱而治，人是目的；而秦汉帝国却是爱法条律令，爱武力一统，爱中央集权，爱征服荣耀，爱以吏为师，人是工具。
叔孙通可能也经历过这种思想转型的痛苦，但不论是他想通了，还是被皇帝吓怕了，总之他出现在刘邦面前时，已经决然表现出要推动儒家适应帝国，积极向专制君主奉献力量的态度。
这次回到鲁地，叔孙通准备征发能帮他设计礼仪的三十多名儒生，绝大多数应征了，但有两位坚决不肯走，理由有两个：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 10
第一，叔孙通人品太差，靠阿谀奉承爬到高位。这是不认同叔孙通有资格成为儒学转型的领导者。第二，天下刚刚安定，还不到制礼作乐的时候，礼乐不是靠人为设计的，而是当社会达到某个道德水平之后自然而然形成的。叔孙通现在就想制礼作乐，是非常恶劣虚伪的行为。这个理由，实际上代表了反对转型以适应专制君主的儒家的看法。
比起“异教”，宗教往往更痛恨内部的“异端”。儒家也相似，这两名儒生对叔孙通破口大骂：“公往矣，无污我！” 就是说“你滚吧，别脏了我！”叔孙通没有回骂，反而笑了，“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 11 就是说“你们这些没见识的儒生，根本不懂得变通。”
有了征召的儒生，再加上跟随的弟子，叔孙通的人手够了。礼仪设计出来，反复操练，多次修改，到汉七年（约公元前200年），刘邦准备在十月岁首于长乐宫举行盛大的朝岁仪式，以皇帝的身份接受诸侯百官公卿的朝见。
叔孙通设计的礼仪，正式派上了用场。
朝见当日，天蒙蒙亮，谒者就领着诸侯百官依次进入前殿大门，门内院子里旗帜猎猎，车骑步兵警卫战甲赫赫，威风凛凛；殿前的台阶上，几百名侍从郎官整齐而恭敬地站着，进来的官员们一下子就被这盛大的阵势所震慑。礼官们一个接一个传达命令，当听到一声“趋 ”，诸侯百官们连忙按照排练的要求，低头小步快走。功臣、列侯、将军等贵族和内朝官员站在殿前西侧，文官、丞相等外朝官员站在东侧。站定之后，刘邦的御辇才缓缓出来。朝见正式开始，诸侯官员们按照尊卑依次奉贺，朝见完毕后奉酒。整个过程中，行礼不够标准的会被御史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