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博这么做，直接原因当是傅太后的指使，王莽把女人扔给他那件事可能也令他不快。不过，深层原因是，朱博出身“武吏”，当过亭长。他从基层一级级干上来，风格近于酷吏，特别讨厌儒生。他在地方上当刺史、太守期间，到哪儿都不任用儒生，他有一句话很有名：
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 20
儒风盛行时，朱博却坚定捍卫汉帝国传统，强调承载汉道的是“三尺律令”，儒生的圣人之道毫无意义，让儒生们滚蛋，“等你们的尧舜圣君出现，再摆你们的道理吧”。朱博的风格和刘欣追迹武帝、宣帝的执政精神高度一致，因此才得到重用。一旦得势，师丹、王莽等儒臣自然会遭受他无情的打击。
朱博的上奏得到刘欣的支持，师丹彻底失势，被免为庶人；王莽因为王政君的面子，没有被夺爵，但是取消一切待遇，“遣就国”；两年前被王莽弹劾而被剥夺高昌侯爵位的董宏，则恢复了旧爵。
与王莽一并被逐出长安的王氏家族成员还有平阿侯王仁，理由是王仁藏匿赵昭仪的亲属。王仁是王莽叔父王谭的长子，他们父子兄弟为人都比较耿介。在上一辈里，王谭与王凤关系就很差，到了王莽这一辈，王莽与王仁也来往不多。所以，王仁的“遣就国”与王莽无关，估计是行侠仗义惯了，接纳了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赵氏亲属而取祸。
这是对王氏家族的最沉重打击，距离王莽罢免大司马仅两年。王莽不得不待在新都国接受郡守和国相的看管，在中央的影响力几乎荡然无存。
此事引起朝中部分大臣的不满，为了平息舆论，刘欣把两年前被废的成都侯王况的弟弟王邑抬了出来，继承成都侯的爵位，并招致内省担任侍中。王邑是王莽的堂弟，才能不如王莽。如果说，将王莽逐出长安给了王政君一记重重的耳光，那么用一下王邑是耳光之后的差强抚慰。
马车载着王莽缓缓离开长安，他抚摸着新都侯的印绶，步入入仕以来最灰暗的日子。
16．王莽与孔休
其实刘欣的日子也很灰暗。
在外人看来，傅太后的强势重蹈了外戚干政的覆辙。但刘欣很清楚，汉朝除了吕后，女性外戚无论地位多么尊崇，也不具备处理日常政事的合法性，家族总要推出一名男性担任要职来取得事权。
傅太后虽然气势汹汹，顶多只是干预个别人事安排，没有处理朝政大事的强烈愿望，还常常被他拿来当“枪”使，对付王氏以及外朝不顺从的大臣。傅氏家族的傅喜、傅晏，丁氏家族的丁明，虽然都当过大司马，但刘欣没有给他们大权，最不顺从的傅喜还被撵出长安，权力远不如成帝时的王氏家族。
而且，刘欣对前朝勋旧、帝师、三公之类等潜在的“权臣”毫不手软，如果这些大臣在某件事上不顺从，刘欣总会找理由将其斥退甚至处死。曾把王莽逼走的朱博，因为被发现和傅晏结党，更听傅太后而非刘欣本人的话，在王莽“遣就国”后不久就被刘欣逼迫自杀。此外，刘欣还逼死了族叔东平王刘云。
总之，外戚也好，大臣也好，诸侯王也好，都不要想着当权臣。很快，刘欣又发现了董贤，将他快速提升为大司马，董贤的不孚众望恰恰意味着大司马的权势已经衰微，犹如皇帝的玩物，皇权占据了上风。
刘欣一朝，只有宠臣而无权臣。
但是，有一样东西他无法通过皇权来消弭。自从他即位以来，天下仍然灾异频现，地震、水灾不断，朝野要求按照儒家改制以消除灾异的呼声越来越高。更极端的是，预言汉历中衰、天命转移的流言也时常传到刘欣耳中。
在当时天人合一、天命转移的氛围里，刘欣也不是局外人，同样深信不疑。但灾异、谣言毕竟只是一种现象，其内涵到底指向天子还是大臣，是指向外戚还是蛮夷？其解读却是开放的，也是存在争议的。当一种灾异有多种解释的现象越来越多，那么最终的解释权一定会转移到拥有实权的人物手里，比如皇帝刘欣。
总之，刘欣尽管对汉朝的未来忧心忡忡，但仍然葆有努力振奋、通过改制来力挽狂澜的希冀。
中央的朝局日渐明朗，被遣回新都国的王莽也在重新思考汉家天下。尽管史料匮乏，但以王莽的敏感性格以及他后来所做的事情推断，他应当注意到局势尚有余地：
第一，太皇太后王政君仍然健在，位极尊，无人撼动，中央官员和地方太守里还有一些是当年王氏举荐的人。
第二，傅、丁两家虽然气焰嚣张，但只知奢侈享乐并无大权在握。王莽就国期间，丁太后去世，归葬定陶国。刘欣令舅舅阳安侯大司马骠骑将军丁明送葬，从长安到定陶 21 约1300里，一路仪仗煊赫，耗费公帑无数。在定陶恭皇的陵园，刘欣竟然征集了五万人挖开陵墓复土，以便让丁太后与恭皇夫妻合葬。这件事过于张扬，使得傅、丁两家外戚备受讥议，成为灾异的指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