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死江湖说：《青泥莲花记》记载：“靖康之乱，师师南徙，有人遇之湖湘间，衰老憔悴，无复向时风态。”张邦基《墨庄漫录》书中称李师师被籍没家产以后，流落于江浙一带，有时也为当地士大夫唱歌，“靖康间，李生与同辈赵元奴及筑毯吹笛袁、武震辈，例籍其家。李生流落来浙，士大夫犹邀之以听其歌，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矣”。清初陈忱《水浒后传》继承了这一说法，说李师师在南宋初期，流落临安（杭州），寓居西湖葛岭，操旧业为生，“唱柳耆卿‘杨柳外晓风残月’”。宋代评话《宣和遗事》也有类似记述，但添加了“后流落湖湘间（今湘南一带），为商人所得”。宋人刘子《汴京记事诗》云：“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金檀板今无色，一曲当年动帝王。”这个说法，凄凄切切，充满惆怅之感，颇有“门前冷落车马稀”和“落花时节又逢君”的苦味，很可能是时人的借托。
据情理分析，似乎最后一种说法较合情理。在汴京失守前，实际上李师师已废为庶人，当了女道士，她藏匿于民间，流落于江浙、湖湘一带是可信的。金军攻陷汴京后是根据降臣官员提供的名单索取皇宫妃嫔的，而李师师已不在京城，不可能在名单之内，因而说她被点名索取或被掳北国是不成立的。当然，李师师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子，有关她的传闻，不免有许多臆测和讹传的成分。因而她的归宿究竟如何，恐怕永远是难解之谜了。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是非恩怨之谜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是非恩怨之谜
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北宋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他们曾经是相互倾慕的朋友，只是由于后来的政见不同而成为一对政治冤家。他们各自恪守自己的政治理想，毫不妥协。但他们又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尊重，也许用清代大词人纳兰性德《木兰辞》来形容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再恰当不过：“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好友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司马光《与王介甫书》中写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交往）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游处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他们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与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他们还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公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群牧使。
据《邵氏闻见录》所引司马光的《斋记》记载，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为：“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艺及程式文有美者，读一过则成诵在口，终生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错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友爱诸弟，俸禄入家，数月辄无……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始为小官，不汲汲于仕进。”《邵氏闻见录》称“荆公（王安石）、温公（司马光）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这些共同的品格和志趣，使得他们互相“倾慕之心，未始变移”，就连租赁住宅，王安石也宁愿和司马光做邻居。
在王安石即将被起用之际，司马光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说：“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矣！”这年五月，司马光发现好友吕诲袖中藏有弹劾王安石的文章，非常不理解，对吕诲加以劝阻后，回到学士院默坐终日，想不出王安石有何“不善之迹”。
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赞赏的诗赋。王安石与司马光友谊的顶点是在他们共同担任馆职—皇帝文学侍从的时期。《宋人轶事汇编》记载“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时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终日，他人罕得预，时目为嘉四友。”
但是，好景不长，两人因为政见不同发生了分歧。1067年，皇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当时朝廷将要举行春季祭天大典。由此，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已经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安石一次没有推辞便接受了此项任命；而司马光则是在皇帝下令不许推辞的情况下，接受了任命。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反对：“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王安石说：“不然。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判断，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