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商纣王其实应该叫帝辛，后人为了贬低他叫他纣，据正史所载，商纣王曾经攻克东夷，把商的疆土开拓到我国东南一带，开发了长江流域。在对付东夷的战争中，纣王一方占尽优势。为了永绝后患，纣王甚至建起了一条通往东夷的大道，以便迅速调兵镇压夷人的反抗。商军如秋风扫落叶一样，一直打到长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数东夷部落，俘虏了成千上万的东夷人，取得大胜。从此以后，中原和东南一带的交通得到开发，中部和东南部的关系密切了。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南地区，使当地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生产。但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却几乎拖垮了大商王朝。西陲的周武王得知纣王大军尽出，指向东方，都城内防御力甚弱，便在一部分叛商部族的引导之下，奇兵突袭，于牧野一战功成，而这时商王的大军远在东南，无力援手，牧野之战的商军，并非商王朝的精锐之师，而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囚徒。即便如此，牧野之战也打得惨烈非常，而不是像小说上所说的那样，奴隶与囚徒们临阵倒戈，周武王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赢得了胜利。
史记中除记载商纣王的暴虐外，还记载他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也就说他天资聪颖，视听敏捷，力大无比，可以空手与猛兽格斗，而且能言善辩，但是就是有点恃才傲物，认为天下人才能都在他之下，听不得别人的意见。毛泽东在评价帝辛时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实际上，早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子贡就对商纣王的暴虐产生了质疑，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郭沫若则说：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他对古代中国的领土开拓有其贡献，所谓“纣克东夷”，就是开拓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西周正是乘“纣克东夷”的机会东进灭商的。
那是什么原因使纣一步一步被丑化的呢？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政治宣传的需要。“胜者为王败者寇”，当时的周王朝虽然灭了商，但并不是一个大国，它要巩固它的政权，稳定和笼络它的民心，自然需要一些政治手段。纣王当然不是没有缺点，于是灭掉商纣王的西周帝王们，以及其后的御用文人们，根据政治的需要，把死去的纣王的事一再编排，终于使他成了一个坏得不能再坏的人。其次就是纣王身边有个妲己，可迎合“女人是祸水”的论调，可以顺利地把罪恶之源引到女人身上。如夏桀的妹喜、周幽王的褒姒、唐明皇的杨贵妃一样，成了祸水和替罪羊。《列女传》就把劣迹都归于妲己一人身上，谓之“女祸亡国论”。
可见，商纣王虽不是什么明君，但也并不是像现代人所认为的那样暴虐无比，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
皇族伯夷、叔齐为什么会饿死？
皇族伯夷、叔齐为什么会饿死？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故事：孤竹是商朝的诸侯国，孤竹的国君有三个儿子，其中，大儿子伯夷和三儿子叔齐以仁义闻名。国君生前本来准备把君位传给叔齐，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件事，就突然患病死了。但是，叔齐却不想继承君位，他对伯夷说：“哥哥，长幼有序，还是由你来当国君吧！”伯夷不同意这么做，他说：“由你来继承君位，是父亲的遗愿，我们不能违背他的遗愿。”兄弟二人推让了很久，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
为了逃避这件事情，伯夷决定连夜出走。没想到，他却在路上遇到叔齐。原来，叔齐也是这种想法。事已至此，两个人决定一起远走他乡。孤竹国的臣民找了很久也没有伯夷和叔齐的下落，只好另立前国君的二儿子继承君位。原来，伯夷、叔齐听说西伯侯尊老敬贤，就去周地投奔他了。
当伯夷和叔齐到达周的时候，西伯侯已经去世了，他们正好遇到西伯侯的儿子周武王和太公望率领的大队军马。原来，周武王用车载着父亲的灵位，对外宣称奉了父亲的遗命，起兵讨伐无道的共主商纣王。伯夷、叔齐求见周武王，他们拽住武王的马缰绳谏诤说：“你的父亲死了，不好好地让他入土为安，却要兴兵打仗，这能说是孝子的行为吗？另外，你作为臣子，现在要去弑杀天下的共主，这能说是仁者的行为吗？”
看到他们落魄的样子，武王左右的卫兵以为是哪里跑出来的两个疯子，要杀了伯夷和叔齐。太公挥手制止了卫兵，他说：“这是仁义之士啊！”说完就把伯夷和叔齐搀扶到一边儿去了。后来，武王灭商兴周，天下归附。而伯夷、叔齐却耻于做周朝的臣民，坚守节义，发誓不吃周朝的粮食。他们二人隐居在首阳山，靠采食野菜充饥。
一天，一个村妇在山中遇到伯夷和叔齐，村妇对他们说：“二位先生有气节，不吃周朝的粮食，可是你们吃的野菜也是周朝的啊！”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