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生物学家通过综合各地现代人群的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的数据，从父系遗传和母系遗传两条线索追溯现代智人在中华大地的扩张情况。他们发现，一部分Y染色体的基因型与一部分线粒体DNA的基因型的分布十分相似，而另一部分Y染色体的基因型与另一部分线粒体DNA的基因型的分布十分相似，可以分别用组合1和组合2来代表这两个基因型人群，其中组合1在北方现代人群中比例很高，组合2在南方现代人群中比例很高。而且，由于两种组合有大致相等的基因多样性，因此可以判断，分别携带这两种组合的古老人群基本上同时进入中国境内。
令人惊讶的是，这两种组合的人群并不是分别从北方和南方进入中国境内的。分子生物学家发现，他们都是从南方进入中国，然后逐渐向北扩张的。只是组合2在南方地区扩张得比较早，因此很多南方现代人群中拥有这种基因型组合。组合1进入中国境内，在迁徙到北方地区后才开始大肆扩张，因此很多北方现代人群中拥有这种基因型组合。
真正来自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地区的基因型，也就是从欧亚草原带南下的古老人群的基因，在今天的现代人群中所占比例很小。那些在盛冰期南下中原的古老北方人群，那些山顶洞人的伙伴，他们的命运可能不容乐观。
让我们猜测一下熬到了距今1.9万年前盛冰期结束后，中华大地上的古老人群的迁徙情况吧。
在盛冰期的打击下，北方古老人群损失惨重，这不仅意味着他们的人口和部落数量大幅减少，还意味着他们丧失了很多特有的基因型。就像在地球历史上的很多次生物大灭绝事件一样，盛冰期也会造成许多古老人群的灭绝。盛冰期时南方古老人群受到的打击较小，他们的人口、部落以及基因型的多样性远比北方更多。当盛冰期结束，一个相对温暖的时期来临时，人丁兴旺的南方古老人群纷纷开始“北伐”，向正在回暖的中原地区甚至更北方挺进。
在今天的中国各民族中，以基因多样性从多到少排序，依次是南方非汉族人群（即南方各少数民族）、南方汉族人群、北方汉族人群、北方非汉族人群（即北方各少数民族）。即使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族群融合，也仍然存在这样的基因型南北分布差别，这正是南方古老人群向北扩张留下的痕迹。哪里的基因多样性更丰富，哪里就是故乡，是迁徙的起点。
不同人群牙齿类型的分布，也揭示了古老人群扩张的方向。其实在分子生物学家进入现代智人迁徙路线的研究领域之前，考古学家已经用牙齿类型的分布来探索迁徙路线了。
考古学家发现，亚洲东部的古老人群的牙齿类型可以分成两类—中国型和巽他型。中国北方、蒙古、韩国、西伯利亚人群乃至印第安人的牙齿基本上属于中国型，而东南亚、太平洋诸岛上的人群的牙齿属于巽他型。在日本，绝大多数人的牙齿属于中国型牙齿，古代的绳纹人和现代的阿伊努人的牙齿属于巽他型牙齿。中国华南地区的人群，似乎处于两类牙齿类型分布的中间地带。根据牙齿类型的分布，考古学家提出，巽他型牙齿可能于距今3万—1.7万年前的某个时刻在东南亚地区产生，然后这种牙齿类型的人群沿着东亚大陆架向北挺进。由于当时是冰期，海岸线向海洋大陆架方向延伸，当时的日本、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岛屿很多都与大陆相连。另外一支东南亚古老人群稍后从大陆的内陆向北进发，在中国北部产生了中国型牙齿类型，时间可能是在距今2.5万—1.8万年前的某个时刻，然后他们再继续向北进入西伯利亚，乃至跨海进入美洲大陆。
考古学家对牙齿类型扩散的描述，和分子生物学家用基因来推测南方人群的北进路线基本吻合。巽他型人群可能就是组合2，中国型人群可能就是组合1。
而且看起来，组合1与组合2在很长的时间里基因交流很少，各自基本上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基因型。这个现象为我们理解几万年前现代智人的迁徙模式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与直立人相比，现代智人由于智慧更高、技术升级，因此生存能力更强，他们的群体数量更多，每个群体的个体数量也更多，而且还具有很强的迁徙能力。总之，在人类进化到现代智人阶段后，除了运气不好遭遇塔岛技术悲剧的少数群体外，现代智人基本上摆脱了塔岛技术悲剧和功能性灭绝的威胁。至于那些把东亚与欧亚大陆其他区域分割开的地理阻隔，已经无法阻挡现代智人的脚步。
他们在迁徙过程中面对的环境，是广阔且基本空旷的大地，这个时期的古人类扩张可以用“填空模式”来描述，自然界中散布着许多适合现代智人生活的空间，“长路漫漫任我闯”，他们在几万年中不断繁衍、迁徙，填补这些空间。
生活在不同空间的远古人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踏上了各自的进化之路。由于天宽地广，分散各处的不同人群之间的基因交流尚不频繁，因此相对独立的进化使各个人群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基因型。这种现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