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支持多地区起源假说的学者感慨说：“我真的想不出中国的生活环境中有哪个因素会让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必须有铲形门齿，非铲形门齿的人就很难生存下去，只能被淘汰。”因此，铲形门齿的特征似乎只能是通过中国的古人类一代代遗传，最终遗传给我们现代中国人。也就是说，中国古人类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变成了现代中国人。
化石派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来自古人类制作和使用的石器类型。
追忆往昔，远古人类刚刚与其他猿类分道扬镳，成为一个新的物种的时候，他们的技术水平并不比那些黑猩猩邻居强太多。他们能够制作的工具，仅限于粗浅地利用石头和木头制作而成的工具。
距今330万年前，在今东非肯尼亚境内，古人类打造出了最早的石制品，那只是一些简单的石核和石片，能够用于砍和砸，使得他们的狩猎采集活动和食物加工活动变得更加有效率。这就是古人类石器时代开始时的状态。古人类学家把这个时期的石器技术叫作第一模式，或者按照专业术语，叫作奥杜威技术。
第一模式经历了漫长的100多万年的发展，到距今170万年前，东非的古人类终于有了重大的技术革新，他们的石器制作技术略微精湛了一些，能够打造出很多种类的石器，特别是一种两面对称、外形修长、一端尖锐而另一端宽厚的手斧，握在手中，简直是“居家旅行、杀人越货”的必备武器。当然，那时候古人类的手斧主要用于狩猎野兽，而不是自相残杀。按照专业的说法，这个时期属于第二模式，古人类所拥有的技术叫作阿舍利技术。
又是漫长的100多万年之后，到距今50万年前，古人类再次厚积薄发，制作出了更为先进的石器，其中一种典型的石器形式是棱柱状的石核，实用且便于携带。关于这些石器的最早诞生地是哪里，学界还存在争议，大概出现在南非、东非或亚洲西部地区，这就是第三模式，这种技术的专业说法叫石叶技术。
总结上述几百万年的石器技术发展历史，我们看到在东非及其周边，石器技术革新不断。那么，在漫长的史前时代，东亚地区的石器发展如何呢？
说来有点儿惭愧，东亚的石器似乎早在距今170万年前就出现了，那个时期当然是第一模式石器的天下。但是，当东非那边依次出现第二模式和第三模式时，东亚这边的古人类依然慢条斯理地摆弄着自己第一模式的砍砸器。古人类学家做过一次石器统计，发现直到距今6万年前，中国境内几乎还没有第三模式的踪迹。纵观旧石器时代或者说打制石器的时代，包含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似乎孑然独立于东方，自从距今170万年前第一模式的石器输入进来后，石器技术就一直独立发展，如此漫长的时期几乎不与西方世界发生技术交流。
石器技术是由古人类创造、继承和发展的，那么东亚石器技术的孑然独立，对于古人类意味着什么呢？
化石派学者认为，这意味着东亚古人类是独立进化的，几乎不与或者偶尔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人类发生杂交。那些从距今100多万年前起就挥舞着石器砍砸动植物的东亚古人类，应该就是我们现代东亚人的祖先。
有了牙齿和石器演化的证据支持，再辅之以其他一些证据，化石派的观点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线粒体夏娃”和“Y染色体亚当”
然而，正如今天互联网时代的人们经常说的那句话—“打败你的不是对手，而是跨界”，撼动化石派观点的力量，并不是来自古人类学界，不是来自新的牙齿证据或者新的石器证据，而是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分子生物学。
1987年1月，美国一位女博士生丽贝卡·卡恩和她的同事们在英国权威科技期刊《自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线粒体DNA（脱氧核糖核酸）和人类进化》。论文的主要观点是：人类起源地只有一个，这个起源地很可能在非洲，起源时间在距今20万年以内。今天所有的现代人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
在当时，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是分子生物学界对古人类学界的一次颠覆性的“跨界打击”。如果这篇论文的观点是对的，那么古人类学家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得重新改写。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场“跨界打击”在科学上是如何发生的。
从分子生物学看，人体大约包含100万亿个细胞，每个细胞里都含有一种叫作线粒体的细胞器，它位于细胞核外的细胞液中。我们吃进肚子里的营养物质，比如糖类、脂肪等，最终是在线粒体中被氧化，释放出能量，供人体细胞使用的。简单地说，线粒体就是我们人体细胞的“能量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