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2008年1月的一天，东港直辖市生物病毒疾控中心。
张永康教授带领的一个小组，神色凝重地盯着面前的屏幕，来自生物芯片的采集数据，被超级电脑进行数据分析。病毒的数据在电脑的右侧不断刷新，在是一种新的高感染性病毒！人为的痕迹明显！
张永康命令：“立即准备报告，马上向中央生物病毒防治管理局汇报！同时向东港市政府汇报，要求立即启动一级防疫体系，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生物芯片显示异常数据的所有人员！”
中国各地犹如迅速拉响了警报，按照内松外紧的模式，开始全力以赴，控制住所有感染病毒的人员，以及密接人员。
1月7日，赵云腾急匆匆地赶往中央生物病毒防治管理局。由于前世的经验，他对于生物病毒攻击极为重视，在退休之后，仍然长期担任中央病毒防治小组的高级顾问。
在新时空，中国对于生物病毒战是极其重视的，甚至重视的程度在澳日病毒事件之后，已经超越了对核威慑的重视。关键核心就是一条——防不胜防。领袖李思华对此可以说是重视到了极点，这种重视也一直被中央贯彻和延续了下来。
发展到2007年底，中国的医疗卫生机构已经超过600万家，全国医疗卫生人员总量超过6500万人——最近10多年医卫方面的建设规模，远超其它产业领域，最大的原因，除了满足老年人口数量规模大幅度提升带来的医疗需求以外，对抗未来可能的生物病毒战袭击，已经成为了平常不太说，但实际最重要的原因。这使得医卫领域的从业人员规模，如果以单行业来说，已经是全国最大的行业。
赵云腾知道，现在的医护行业规模，已经是原时空总量的6倍左右，而医学救护的水平以及比较完善的抗病毒防疫体系（例如全球最大规模的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直报系统），使得赵云腾自己做的“生物战争评估”，新时空中国的能力，大约能够达到原时空的10倍左右。例如原时空的ICU病床数量，大约是每10万常住人口的综合ICU床位数为4.37张，而新时空大约是45张，超过了10倍。但就算是这样，他其实还是不放心。
而且他更多忧虑的，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抗病毒防疫体系，他们的医学水平和医疗体系的规模以及完善程度，远不及中国，管理体制也没有中国这样的严密，在生物病毒战袭击下，很容易造成严重损失。
匆匆赶到管理局下属的疾控中心，一场重要的专题汇报很快开始。
当听到这种病毒是一种冠状病毒，而病毒造成的传染后果，大致是一种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无明显症状、潜伏期长、致命性传染这些特征的时候，赵云腾内心一震，这不就是原时空的SARS非典病毒吗？就算不是完全一致，但肯定是同类的病毒。
本来在2003年（原时空的爆发时间）没有发生非典SARS病毒传染事件，他还是挺高兴的，当时李思华还没有去世，她也很高兴。两人还以为蝴蝶效应之下，这场灾难没有能够发生。现在看来，只不过是推迟了时间而已，发生在了5年之后，如果这种病毒是西方人为的，那么可能就是因为，新时空他们的生物科技水平同样滞后了，发展得比原时空要慢。
赵云腾不由得露出了苦笑，世界的惯性还真是很大呀。
不过国内的情况目前还是好的，因为还没有出现超级传播者——易于出现超级传播者的老人、长期病患，或是肾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病病人中，尚未发现感染。
但是从次大陆和非洲传来的信息，要严峻得多。按照“华盟国际卫生条例”的规定，各国都建立了生物病毒的防治中心，相关信息是需要第一时间通知各国的。在国内发现这种非典病毒后，疾控中心核对了各国发来的信息，很快确证这种病毒，并不仅仅在中国被发现，而是已经在次大陆和非洲，形成了小规模的流行，换言之，两大地域的疫情，发生得比中国还要早。
至于这种病毒是不是认为制造的，目前对病毒的研究，尚无法给出最终肯定的答案，但对于基因序列初步的分析，认为可能性较大，部分基因序列，被初步认为有人为的可能性，疾控中心还需要时间，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防治方面，对于这类病毒的对抗，属于“早有准备”的，每年一次小演习，三年一次大演习，整个防疫系统已经形成了缜密的流程。由于并未形成大流行，所以目前主要还是“精准布控”，发现一例，对感染者及其密接者和密接环境，立即进行处理，争取将每个爆发点的传播扼杀在很小的范围内，从而不影响大范围的经济民生。
由于非典病毒，主要是通过呼吸道进行传播，可以通过打喷嚏、咳嗽、大声说话，将这种病毒带入空气中，再通过空气飞沫进行传播。此外还可以通过密切接触，进行传染，传染率很高。所以关键的步的骤，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每一个发现的传染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