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蔚然在镜子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穿着，“我们是共和国的眼睛和神经。”他默念着调查总局的这句格言，新的一天开始了。
柴蔚然还属于调查员中的“萌新”，大学6年毕业后，又经过了1年的实习，也就是在老调查员带领下，熟悉调查员这份工作到底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学习调查的一些技巧。
中国的调查总局，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分支很多，不算警察系统的调查人员（民事调查警察），直接隶属于调查总局，并以经济政策调查为主的人员，现在总数超过2000万人，无疑是“吃皇粮”的公务人员中，最庞大的一个体系，毕竟他们要服务超过3000万家的企业，单单国企就接近300万家，还要执行很多其它的调查任务。
柴蔚然选择这份工作，有很多因素，但其中的一个，是他非常赞同领袖对调查研究重要性的理论论述：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在追求平等的前提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那么反应和回应民意，就是最基础的一个要求。
西方号称的民主，其实主要就是在两个人中选择一个，这样狭窄的范围，反应了真正的民意吗？每个人的诉求是复杂的，这种选票制，其实本质就是没得选——因为根本没有传达民意的“带宽”。
西方可以同意民众游行示威，写个几个词构成的短语，旁观的人们能确认这些人的“民意”，但非常有限。如果他们要表述清楚，可能标语牌上，就必须有几百个词汇，谁看得清楚？这就是没有足够的“带宽”。
美式民主的本质，就是用表面上似乎给了民众已经充分体现的权力，而事实上通过极限地压缩“传达带宽”，到接近于零，让你几乎什么真正的民意，也表达不出来。
最容易上当的，就是不懂科学的搞文学和艺术的人，因为这些人易于自大而疏于逻辑性的自省，往往能够被忽悠一大批。但对理工科通达、有着“科学化思维”的人，相对就困难大一些。因为从科学的思维出发，一眼就可以看穿，这种民主制度要体现民意，在技术上就是完全不可行的。几乎为零的信息或者说传导带宽，你能传递什么有效的民意？
中国当然不能这样忽悠人民，民意的传达，必须要有足够的传导带宽支持，调查员这样庞大的职业体系，就是中国建立的这个“传导带宽”体系。什么是共和国的眼睛？当然就是调查研究；什么是共和国的神经？当然就是把准确真实的信息和民意，传导到国家的上层建筑。
调查研究，如果用工业的语言，那就是一种“真实测量”，精度越高，决策就越精准和有效，最终问题就解决得越彻底、越根本。
柴蔚然对于领袖的这套理论非常信服，也由此认定了调查员这条“职业路径”非常有意义，这是他通过考核加入这个体系的重要原因。
柴蔚然看了看厂门口，上班时间已经过了，静悄悄的，他向认识他的门卫，打了一个招呼，走进了厂区。
这是一家名为“康洁医学精密仪器公司”的混合制企业，原来是纯粹的私企，突破了最初的发展瓶颈后，老板白涛申请了政府投资基金，变成了混合制企业。那以后企业就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现在已经是一家年销售几亿元的中型企业了。
柴蔚然刚刚接手这家企业的调查员任务，前任调查员在这个城市，已经年满三年，他的妻子也是调查员，两人双双调任到其它省去了。
想到这里，柴蔚然有点烦恼，就是家里在催婚，可他还是一条单身汪呢，调查员的对象，最好是属于4流范围内的流动人员，这样可以向组织申请，每一次总是夫妻家庭一起迁移，免得因为是双职工而两地分居。
房子什么的是不用考虑的，调查员的组屋是“一次交费，组织调配”，在工作的某个城市买好组屋后，等到迁移的时候，把组屋交回给组织，而在新的城市，组织就会事先安排好类似的组屋，换套证件就可以，无需每一次都先卖出，到新城市再买入，而且如果两个城市有差价，也无需再补差价什么的，这都是组织去做好协调，包括基本的生活家电和家具，也是直接配好的，基本相当于精装修的水平。
所有的流动人员，各种干部，生活上是简单的，拎包入住。自己在老城市有什么舍不得的自己带来，有什么要添置的自己解决而已。
柴蔚然虽然还是条单身汪，但在父母支持下已经购买了组屋，所以在生活上并没有什么困难。即使没有组屋，也可以申请租赁每个城市的“流动人才公寓”。
真正比较麻烦的，还是夫妻双方的流动工作配套。如果两个人不能协调，就很麻烦，长期的两地分居，当然会出问题。一般的解决并不是问题，属于体制内部的都可以协调，但是如果一方属于非国有体制，那么如果需要辞去工作，就比较麻烦，因为陪伴去了新城市后，还要找新工作，未必有原来工作让自己满意。
所以属于“流官流吏”的干部，大多数都倾向于找体制内的对象，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