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旅的最基层单位是小组，成员人数不超过5个，其中只有一个人同上级联系；每6个小组组成一个“核心”，在各大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再由各地的“核心”组成旅部；从而形成像金字塔一样的组织系统。
平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活动，一个小组的成员落网，绝不会牵连到其它小组，以此避免被警方一网打尽。后来一位意大利的官员形容说，红色旅的组织机构，活像一条被切成数段的蚯蚓，每一段都能蠕动。
库乔不知道，在李思华和赵云腾的原时空，他组织的“红色旅”确实是西欧“恐怖主义成就”最高的组织，甚至连意大利的总理莫罗，也死在了他们的枪下，得力的正是这种严密的组织形态，使得警方难以抓尽红色旅成员。
获得武器后，还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红色旅成员，开始迫不及待地展开了一些“试点行动”，在罗马的国会大厦前，一个高级官员刚从汽车里出来，突然从斜刺里冲过来一个青年，举起手枪对准他的膝盖连发数枪，然后逃走；在威尼斯机场，外交部一位官员上厕所时，被埋伏在厕所里的一伙青年抓住，捆在抽水马桶上。两支无声手枪对准了他，朝他的膝盖打了几枪；在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等城市，相继发生射击射官员膝盖的事件。
红色旅在各种公告中，喜欢引用法国大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的名言：“没有美德的恐怖是灾难，没有恐怖的美德软弱无力。恐怖就是即时的、强硬的、没有回旋余地的正义；因此，恐怖是美德的延伸。”很快，这句话再次成为了欧洲的流行语。
法国巴黎郊外的维里纳尔森林，一群年轻人正在训练着射击。
又一个社会学学生，法国龙泰尔大学的丹尼尔.科恩邦迪，是这伙人的领袖，他的经历有点类似意大利的库乔，只不过找上他的，是民主德国的国家安全局。
东欧各国的情报机构，都在西欧的动荡中，看到了让西方更加动荡的机会，纷纷出手添柴加火。在新时空，东欧的党和政府相比原时空，在进攻上要积极得多，李思华著名的“软弱的政党，没有资格叫GC党”理论影响的，可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党派，对于东欧各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尤其是情报机构，他们本来就是各党中最“死硬”的一群人。面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如意，他们忧心忡忡，认为只有对西方资本主义积极地进攻，才是唯一的胜利源泉。
丹尼尔.科恩邦迪被招募后，斯塔西（东德国安机构）对外情报局的局长马库斯·沃尔夫，亲自安排了对他的训练，而斯塔西的最高领导人，东德国安部部长埃里希·梅尔克，也亲自接见了他，勉励他为法国新的革命奉献智慧和力量。
沃尔夫局长对科恩邦迪的安排是长期的，不急于让他组织学生发起各种武装运动，而是主要吸收骨干，然后送到东德进行训练，当然，一些人在法国可以先进行一些基础的训练，今天的射击活动就是其中的一次。
科恩邦迪将这个组织命名为“直接行动”，意思是革命需要具体的行动，而不是在那里泛泛地空谈。他所谓具体行动，无非就是用恐怖的手段，在西欧进行城市游击战，从而打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现在还是组织的初期，经过严格训练的科恩邦迪，已经不是哪个幼稚的大学生了，他知道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被法国政府的人渗透进来，那么组织就必然失败。
所以招募活动是非常低调和严密的，新成员必须经过考核。然后再是严格的训练，可信任的成员，再由斯塔西安排，送到海外去进行进一步的训练。
不过一味的低调可不行，组织需要声誉，才能吸引优秀的新成员。一次震惊世界的行动，其计划正在科恩邦迪的脑袋中成型。
这个计划只需要2个人，执行后的“直接行动”组织，必须全部转入地下，法国政府会动员一切的力量，来搜捕他们的。若干这2人被捕了，多半不能活命，几乎肯定会死，但这是对资本主义心脏的一击，很有意义。
科恩邦迪看了一眼正在训练中的青年们，心想活动必须暂停了，骨干分子，先尽量送到东德去培训，其余的人员，暂时停止活动，等待行动后风头的过去。
大约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已经是1968年的冬天，寒冷的北风呼啸，巴黎的西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巴黎总部大楼的外面，没有几个行人。
一辆厢式货车开了过来，保安扫了一眼，似乎是辆运货车，在这个时代，IMF还是被看成是商业性的，没有太多的保安措施，保安并没有让那辆车停下来。
厢式货车开到了大楼的西侧，科恩邦迪曾经参观过IMF巴黎总部，他知道在西侧有更多的重要部门，货车紧紧地贴着大楼的墙根，位置靠近科恩邦迪确认过的，大楼西侧最重要的承重部分。
他的伙伴，卡恩瑟斯，最后检查了一下引爆装置，确认无误，向他点了